导语：城市建设是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阶段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过去“大量建设、大量消耗、大量排放”和过度房地产化的粗放型城市建设模式开始变得积重难返，而追求系统保护与绿色发展理念并存的城市更新行动开始为各大城市主政者所推崇。“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准确研判中国城市发展新形势，对进一步提升城市发展质量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为“十四五”乃至今后较长时期做好城市工作指明了方向，明确了目标任务。

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推动城市开发建设方式从粗放型外延式发展转向集约型内涵式发展，将建设重点由房地产主导的增量建设，逐步转向以提升城市品质为主的存量提质改造，促进资本、土地等要素根据市场规律和国家发展需求进行优化再配置，从源头上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在走向新型城镇化的当下中国具有极为特殊的意义。

城市更新理论在欧美发达国家兴起已久，但真正进入中国还是上世纪末，由于城市更新事关政治、经济、社会民生等方方面面，而中国学者缺乏对该理论结合中国国情的准确把握，总有“管中窥豹”之感，鲜有“集大成者”，更谈不上太多系统成果的出现。

而在这批研究学者中，年轻的社会学者于今却“意外”成为了那个“集大成者”，他凭借着自己对中央政策的理解、对国内外城市发展历史的研究、对经济领域和国情社情的深刻把握，提出了“城市更新系统理论”，并十年磨一剑完成了国家重点项目成果“城市更新”。于今提出的“系统城市更新观”，不仅为中国城市更新理论奠定了发展基础，也为中国城市化未来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

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

走访于今前，笔者就被一篇知名刊物专访他的一串长长的“头衔”“惊”住了：33岁担任“十五”国家重点项目负责人、37岁担任“十一五”国家重点项目负责人，多项国家重大选题主持人……

在中国政经学术圈，于今有着“少侠”的美誉。他性格直爽，从不拐弯抹角，做起学术来刻苦专研一追到底。他意志坚定、目光如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有十分深入的研究。

细聊得知，他所在的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曾主持多项国家重点项目课题，以及部委、各省市政府咨询项目，完成五千万字以上的系统性科研成果和智库报告——“五个统筹”“战略思维”“学习型政党”“两型社会”“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国家哲学”“国家文化安全”“社团党建”“应急管理”“中国特色智库”“城市更新”“智库产业”等一大批有前瞻性、思想性的科研课题，有的写入了中央意见或国家有关发展纲要，有的课题成果被列为国家重点项目，有的成果获部级奖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有的推动了有关改革政策出台，还有的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全面深化改革贡献了智慧。

近年来，于今牵头的专家团队深度参与国家应急体系若干重大问题研究和专项课题评审，积极为疫情防控展开智库研判，向党中央、国务院提交上百份建言献策专报，对助推党和国家科学民主依法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一个70后的学者，竟然有这么多的成果，并且在所涉及的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多数都是开创性的，着实令人佩服。

“我没有专业，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归根到底，我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于今一直把著名科学家钱伟长说过的这句话当成座右铭。从五个统筹到科学发展观，从国家战略到国家哲学，从特色智库到智库产业，从区域协调到城市更新，从社会治理到国家治理……他游弋于多个领域学科。

作为中国城市更新系统理论的倡导者和重要代表，于今耗十年之力完成的“城市更新”课题，对中国城市更新理论进行了首次系统探索和理论建构，该成果成为中国城市发展理论研究领域的里程碑式的学术著作。

中国城市更新系统理论的拓疆者

其实，“城市更新”并不是一个新词，早在二战后，许多西方国家在遭到毁灭性破坏，为复兴城市经济，缓和阶级与种族之间的矛盾，改善城市不良环境，就展开过大规模的“城市更新”运动。

在中国，关于城市更新的理论研究起步较晚，较有影响的成果极少，系统理论建构还未完成。在实践层面，还处于边学边做阶段。近现代的一百年，基本上属于政府主导的旧城改造模式，内容主要集中于旧城居住区和环境恶劣地区的改造和修复，有学者将其称之为城市的“新陈代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开始飞速发展，许多城市问题也开始突显，历史街区的特色与地方文化在城市改造中快速消失，城市文化遗产遭到严重破坏，有学者从城市“保护与发展”角度，重点关注的是对城市物质环境的更新，而对与其密切相关的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则涉及较少。

早在2001年，于今就开始将目光投向中国城市更新领域，他从国外一线城市的发展经验和国内一线城市开始暴露出来的种种弊端中看到，高速推进的中国城市化，需要认真构建城市更新体系，城市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2011年，在历经十年的思考和研究后，于今在结合其国家“十一五”重点项目成果报告的基础上，推出专著《城市更新：城市发展新里程》，让中国学术界对城市更新的研究，第一次以系统理论的面貌出现。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著名经济学家厉无畏在该书的序言中说道：“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研究进入到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不仅一些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城市逐渐面临着旧商业区、旧工业区、旧居民住区以至城市周围的旧村落等功能形态的置换更新，一些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大城市也面临着这些问题，因此，城市更新开始成为全国普遍关注的对象。但是，到目前为止，我国在这方面的专著和文献总体来说还不足，应该说我国急需这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总结，以指导各地城市更新的具体工作。”“作者是近年来活跃在城市研究领域的新锐学者，本书的重要意义在于比较系统总结国内外城市更新的理论进展和具体案例，在理论和具体机制上对城市更新展开了创新研究。丰富我国城市更新理论体系。”

对于该书的出版，中共中央组织部原副部长赵宗鼐，国务院参事任玉岭等联名推荐。赵宗鼐表示，“转型时期的城市管理工作面对诸多挑战，特别是在政府职能的改变下我们如何正确认识城市经营和管理问题。城市更新是一个涉及到多方面的复杂工程，也是一个系统工程，牵涉到居民、地产商、政府等多方面利益，也涉及到城市历史、政治和经济的协调发展，该书的出版为我们正确进行城市更新工作有积极意义。”任玉岭认为该书“从城市管理、房地产开发、城市经营、社会学等视角出发，系统研究了城市更新的途径和模式，是一本具有开拓性和里程碑式的学术著作。”

随着专著出版，于今成为国内首个提出“城市更新是一门系统理论”的学者。在他看来，“城市更新是一门系统理论科学，要从构建城市生态平衡的角度去研究城市更新，并探索出可持续发展的全新模式”。

在历经几十年的“造城”运动之后，中国社会对城市更新逐渐有了认识，但存在的问题依然很多。“个别政府领导喜欢不切实际地建设形象工程，重房地产开发而轻视产业保护，对历史文化传承的保护力度不够，规划设计理念落后容易走极端等等，给城市未来的发展埋下了很多隐患。”为此，于今忧心忡忡。

于今指出，城市更新是对城市中某一衰落的区域进行拆迁、改造、投资和建设，使之重新发展和繁荣的一个复杂过程。主要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客观存在实体（建筑物等硬件）的改造；二是各种生态环境、空间环境、文化环境、视觉环境、游憩环境等的改造与延续，包括邻里的社会网络结构、心理定势、情感依恋等软环境的延续与更新。

学术研究路上的苦行僧

学术研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对于一门理论的首倡者来讲，其所面临的困难，更是空前未有。

“其他的不说，仅是关于《城市更新：城市发展新里程》的研究就长达近10年。”说起做学术的辛苦，于今就拿“城市更新”课题立项到完成过程给记者讲起了往事：2001立题‬，2008年结题，列入国家重点项目成果；2009年送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审稿前后又等了一年多；2011年4月才得以出版。

由于城市更新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没有申请专项课题经费支持，于今只能自己垫钱。期间，一家美国企业向他抛来橄榄枝——愿意投资2000万美元与其合作。但于今的政治敏锐性让他明白对方的意图，最终婉言拒绝合作请求。《城市更新：城市发展新里程》出版后，于今用版税稿费购书，免费邮寄赠送给全国地级以上市领导干部阅读。“朋友们都不理解我，都说我傻，但只要能让城市更新的理念帮助中国城市更好发展，我宁愿再‘傻’一点。”于今说。

很多人佩服于今能够主持如此众多的国家项目，却不知道背后的艰辛。

“类似五个统筹、城市更新、国家哲学、中国特色智库、智库产业等课题没有向国家申请立项和资金，是我们发现问题后主动立题研究，结题后呈报上级，发现其前瞻性和重要性后，才被列入国家重大项目。”于今坦言，既要做研究又要带队伍，还要想办法自筹资金解决研究院发展，因为没有更多时间和精力，他回绝了许多国际组织以及国内外高校机构的访学邀请。国内某上市公司负责人五次登门拜访，说只要先把研究成果给他们，愿意给他高薪和股份合作，被他谢绝。有一中央部委领导看他辛苦，欣赏他的能力，想把他调过去专门为他成立研究部门，他也执意不肯谢绝邀请。一个真正心怀大志的政治学者，是不会拿经济效益去衡量学术的。

于今透露，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召开前，国务院相关部门邀请他就城市更新开展座谈，并听取了他的意见和建议。于今看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明确提出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后，更加坚定了对中国城市更新系统理论研究的信心。为此，他和团队先后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海南等地开设城市更新行动研究院，推动城市更新与政府治理的理论研究与实践。

“你见过苦行僧吗？他们衣衫褴褛却意志坚定，再远的路也凭一双脚都能到达。”在于今的眼里，他的志向就是做一名国家和人民需要的“苦行僧”，立志高远，忠于信仰，经邦济国，一心为民。

推动城市发展从“量变”走向“质变”

于今在城市更新研究中发现，当前中国城市更新主要面对的问题是过分关注城市空间、人口、经济规模等外在数据“量变”，而缺少对城市系统内部为适应城市化进程、社会发展变化更新的内在需求。如此一来，导致在快速推进城市化进程中，城市自我调控更新能力不足、新旧衔接不紧密、更新周期缩短、更新成本增加等一系列问题，成为城市发展的制约因素。

在一线城市调研中，于今发现诸如北上广等前沿地区，主政者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些问题，开始寻求城市内在的“质变”，并陆续建立了城市有机更新的一些机制。“这些城市在空间得到一定扩展后，通过优化城市空间结构（自然和社会）、提升城市环境、强调城市文化等手段，来逐步实现城市的质变和综合竞争力的增强。”

如何通过城市更新战略的实施推进旧城改造特别是部分走向衰落地区的振兴问题，是城市更新理论关注的重点。于今指出，中国的旧城改造普遍缺乏对历史文化传承的保护，只是注重对商业利益的单纯追逐，虽然城市面貌变新了，但老城区随之而来的基础设施缺位的问题却更加突出，这给社会管理增添了难度。“从深层次上讲，如果城市更新没有系统思想的指导，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城市更新的内在需求，是不彻底的。”

于今关于城市更新的构想是，城市更新要综合考虑历史文化传承、社区人文结构、生态环境改善等要素，并结合社会承载能力进行顶层设计。他指出：“城市更新是一个系统工程，单纯考虑局部问题，都不利于城市的长远发展，只有站在全局的高度，才能制定出符合现实发展的战略设计。”

“中国用几十年的时间实现了发达国家上百年才能走完的路，而未来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就必须要重视发展内涵，就要充分发挥城市更新体系设计的作用。”按照于今的理解，未来中国城市发展的主战场将是城市更新，“提前设计，到时候就少走弯路。”

中国城市更新机制有待完善

近年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各地层出不穷的形象工程、千篇一律的古板设计和简单套用、不顾历史和现实情况的盲目突进等问题，引发了社会的普遍关注。

“说到底，还是未能建立一套科学有效的城市更新机制，这也是我致力于此方面研究的原因。”在于今看来，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是目前中国城市更新管理体制还未理顺，机构仍不健全，再就是决策权力过于集中。如今，已有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开始重视这一问题，于今的理论成果也被越来越多的官员和学者重视和认可。

于今给记者讲起了几年前的一件事：时任佛山市委书记担任市委书记后不久，就让市委政研室采购多套于今著的《城市更新：城市发展的新里程》，送给其他领导班子成员。“发达地区城市的领导，总是能第一时间嗅到机会，对于前沿理论，也总是践行着。”于今欣喜地看到，如今的城市主政者，越来越多的开始将目光投向城市更新领域。

如何才能让城市更新理论更具科学性？于今认为，中国城市更新“需要建立一个完善的城市更新的评估制度和专业测评指标体系，对城市的每一项更新，均应发挥智囊机构和专家的咨询参谋作用，经过严格规范的论证评估通过专业的社会系统分析、工程功能分析、成本效益分析和法律分析，建立健全决策反馈机制和决策后评估机制，形成一个科学完整的决策链，使城市更新建立在科学可靠的基础之上，才能避免这些问题的发生。”

城市更新不仅需要建立科学的管理机制，也需要建立问责机制，才能避免不当的城市更新决策对城市造成伤害。于今指出，城市更新的管理主体是各级地方政府，政府应当对其做出的行政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城市行政主体必须依法履行其法定义务和承担由其行政不当所带来的法律后果；城市更新要从同体监督和异体监督两个方面推进问责制。

同时，于今还认为，由于中国区域辽阔，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差异很大，经济发展、结构存在明显差距，城市更新行动不能搞“一刀切”，要因地制宜。

鉴于于今在城市更新等研究领域的杰出表现及其所在的研究院科研智库并举发展模式，被毛泽东、周恩来称为“三钱”之一，曾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钱伟长曾给予高度评价，称赞：“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在于今教授的带领下，千方百计加大投入，并广泛组织社会研究力量，突破一大批研究课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成为全国有影响力的智库研究机构。发改院的崛起和发展模式具有自身独特的方式，对我国软科学研究领域的机构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当前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历史节点，需要我们做工作多打大算盘、算大账，少打小算盘、算小账，善于把自己的工作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棋局，做到既为一己争光、更为全局添彩，把更多力量和资源向基层下沉，才算真正做到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国之大者”。而于今正是这样的人。（作者：宋浩｜来源：祖国杂志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