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 “德”“仁”“礼” 古文字形看周人价值体系的形成

文字是时代思想、族群观念的直接反映，古文字的构形设计体现着某个时期人们认识世界、评判事物的方式和价值取向。周王朝取代殷商以后，社会思想体系发生了深刻改变，由原来的重视鬼神、重祀尚卜的神权思维，向重视人事、崇尚伦理、规范秩序的人文发展转变。德、仁、礼是周代思想文化里重要的三个词，古文字的构形保持了原始语义的底色，记录了周人思想观念发展的一般进程。依靠三类文字的构形特点来解析本源含义，整理出字形语义向思想观念转化的过程，可以还原周人价值理念从文字本义、观念升华到体系成型的全过程，充分展现周代人文精神的觉醒过程，为早期华夏价值体系的起源和建构提供直观的文字依据。

一、“德”“仁”“礼”古文字形的构形解码

“德”字从彳从直的直行正见意涵。古文字中的“德”字是由“彳”部和“直”部组成，彳代表行走、行路的行为动作，直代表端正、正直、不偏斜的状态，整体字形直接表现出行事端正、行为正直的含义。字形构造没有复杂的抽象寓意，主要突出个体外在行为的端正规范，体现上古社会对人行为举止的基本要求，重在行动层面的端正守正。而从周代开始，统治者十分重视君臣百姓的行为规范，提倡行为正直、坚持正道的行为准则，这也是“德”字构形得以定型并广泛流传的社会基础。例如，西周实行礼乐制度，把行事守正的准则带入到日常治理和民众生活中。当时乡邑设乡学，定期举行乡射、乡饮酒礼，参加者言行、进退、举止都按礼制来规范，身姿端庄、举止得体。官吏理政也坚持正道，处理民间纠纷不徇私情，办事公允，言行举止都符合“直”的精神。上到贵族朝堂，下到平民乡野，人人把行为端正、恪守准则当作立身之本，这样的全社会推崇正直行事的风气，使“德”所代表的外在行为规范深入人心，也使这个字形和本义在周代彻底定型，并代代相传。从字形本源可以得知，“德”的初始含义主要指向现实行为规范，给后来的内化品德修养、政治德行观念的发展打下了语义基础。

“仁”字从人从二的人际亲善指向。古体“仁”字用从人从二的组合构形，以双人人形为基础形态，直接表现出人与人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具有明显的交往互动含义。字形构造抛弃了单个个体的视角，把重点放在双人相伴、共处共生的相处场景上，本义是人与人之间互相亲近、友善相处、互相包容的相处状态。上古时期是以族群聚居为主要生存方式的，个体不能脱离群体独立生活，和谐的人际关系是族群稳定存在的基础。而“仁”字的原始构形准确地契合了早期族群社会相处的需求。例如，西周早期青铜器“班簋”的铭文里提到贵族“班”治理封地时，“与族人同食，不独享羹饭”。每逢祭祀、节庆，班都要召集同族人围坐一起吃饭，席间不分贵贱都分得同样的肉食。双人共食的相处场景，就是仁字“从人从二”构形的生动写照，两人并肩而坐、亲近相待，用共享食物的具体行为来传递人际友善。此时的“仁”还没有成为后世复杂的伦理体系，只是上古社会中族群内部和睦相处、互相包容的朴素相处之道，是上古社会对于和谐人际关系的直接需要。由此可见，朴素的字形寓意是上古先民对于良好人际关系最初尝试的记载，也是周代人际伦理观念形成和完善的语义基础。

“礼”字从示从豊的祭祀仪节本义。古文字“礼”字由示部和豊部组成，示部专指神灵、祭祀、祈福等有关内容，豊部表示祭祀所用的精美礼器，整个字形完全再现了上古祭祀祈福的庄重场面。字形构造清楚地表明了“礼”的原始本义，即古人祭祀天地、神灵、先祖时所遵循的仪节流程和规范仪式，是上古先民对神明的敬畏、对祈福虔诚行为的体现。殷商到周初，祭祀活动是社会最重大的集体活动，有完整的仪式程序、器物制度、行为规范、等级和标准的操作规程。早期的“礼”完全依附于祭祀活动而存在，它的主要作用是规范祭祀行为、维持祭祀秩序，表现了族群对天地先祖的敬畏之情。例如，殷墟卜辞中记载的“肜祭”，商王武丁在祭祀成汤时，严格按照礼的仪程来执行。他身着祭服站在“示”前，把精心雕琢的玉琮、盛满香酒的“豊”器恭敬地呈献出来，然后按照规定的次序演奏乐曲、舞蹈、宣读祝祷文。整个过程从器物陈设到动作节拍都有定法，这种对天地神灵的庄重仪式感，就是“礼”字从示从豊、规范祭祀行为的原始本义。由此可见，“礼”是后来礼制体系发展、社会规范形成的主要来源。

二、字形意涵向价值观念的生成转化

“德”从行为端正向内在品德的语义升华。随着周代社会思想不断革新，“德”字的语义也由原来的外在行为约束转变为了内在修养，实现了由外在规范到内在修养的转变。早期的“德”只是指代行走处事的端正行为，是对外在举止的基本要求，而周人从殷商的失败中吸取教训，不再只是依靠天命神权来维持统治，开始重视人的主观修养和为政的品德，由此语义范围逐渐扩大，由最初的行为端正发展到后来的内心正直、品性优良、为政贤明、心怀苍生等许多方面，形成了一个包含个人品德和政治德行的完整概念。如《尚书·周书》记载周公训诫成王“王其疾敬德”，即君主要内心修德，体恤民情。这时的“德”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外在行为端正，而是成为了一种明德慎罚、以德化民的内在政治品德，实现了从“直行”到“仁政”的语义升华。这种具体的道德规范使得抽象的道德品质和修身理念，成了约束个人行为、规范为政行为的主要准则，完成了字形本义到思想价值观念的转变。

“仁”从人际亲善向伦理原则的观念提升。周代人文思想的不断觉醒使得仁的含义也越发丰富，由原来的朴素相处状态发展为了系统的伦理准则。早期的“仁”只表示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友善相待的朴素状态，是族群生活中自然而然形成的相处方式，并没有固定的行为准则和价值约束。而周人重视族群和谐和稳定，在原始人际亲善的基础上，不断丰富“仁”的精神内涵，把关爱他人、尊重个体、包容互助、推己及人等深层次的含义赋予其上，使得本来随意的相处方式逐渐变成了稳定的、系统的个人道德准则，成为了处理君臣、父子、朋友、邻居等各种社会关系的基本准则。语义不断丰富后，“仁”从原来自然相处的浅层次上升为了维护周代社会人际关系秩序的重要伦理观念。

“礼”从祭祀仪节向社会规范的制度延伸。周代礼乐制度的全面实行使“礼”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展，语义内涵也由祭祀仪式向社会制度的方方面面发展。早期的“礼”只存在于祭祀场合，是规范祭祀过程、表达敬畏之心的一种仪式规范，应用范围小、功能单一。周王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秩序、规范社会等级，对传统的古礼进行了系统改造和补充，把礼的规范体系从祭祀的场合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政治运作中的各个环节、日常交往的点滴中，自此“礼”的内涵不再只是仪式仪节，而是包含尊卑秩序、行为准则、典章制度、社交礼仪等各个方面的规范体系，成为了一种约束全社会成员、维护国家秩序的制度化规范，最初的具象仪式变成了一种制度价值。

三、核心观念构成的价值体系建构

“德”被确立为政权合法性的终极依据。周人革新了传统的天命观，抛弃了殷商天命恒久的固有观念，把“德”的价值理念同王朝统治紧紧联系起来，使其成为政权合法性的核心评判标准。殷商时期统治者只依靠天命神权来巩固统治，认为王朝的存续完全依靠神明的庇佑，不重视人为修养和为政品行的作用。周人提出的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认识，明确地指出天命的留存、王朝的存续完全依靠统治者的德行修养，有德者才能执掌天下，失德者就会失去天命庇护。因此“德”成了判断执政好坏、维持王朝稳定、证明政权正统的标准，彻底打破了上古政权依靠神权维系的旧格局。例如，周武王伐纣时，在《牧誓》中列举了商纣“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等失德罪行，宣称“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因此商朝因为失德而失去了天命，周因为明德而得到了权利来伐纣，“德”成了政权合法性最终的依据。这种价值定位使得德行修养成了周代政治治理的主要准则，也给后来历代王朝的德治思想发展打下了坚实的价值基础。

“仁”作为人际交往的伦理基石确立。通过周代不断的发展和完善，仁的伦理内涵逐渐固定下来，成为了整个社会人际交往的伦理基础，支撑着周代社会伦理体系的正常运转。在族群聚居的社会模式之下，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错综复杂，必须有统一的价值准则来规范人们的交往行为，解决人际间的矛盾。“仁”所包含的亲善友爱、尊重包容、互助共生等核心内涵，适合于周代家庭相处、族群交往、社会往来等各种场合，可以很好地调节各种社会关系。上自君臣相交、宗族往来，下至邻里相处、日常生活，都把仁爱作为基本准则，形成一种温和有序、和谐共处的社会交往环境。仁的价值普及弥补了上古社会人际伦理规范的空白，形成了温情有序的社会交往方式，是周代人文价值体系的重要支撑。

“礼”作为社会秩序的规范框架确立。德为政权合法性提供依据，仁为人际交往提供伦理基础，但是两者都是内在的、主观的。而礼是社会秩序的规范框架，把道德原则、政治制度、行为规范融合成了一套可以执行的规则系统。礼的规范范围涉及社会生活各方面。从政治上来说，规定了君臣、上下、尊卑的等级秩序，确定了朝聘、会盟、册命、征伐等政治活动的程序；从社会上来说，规定了冠、婚、丧、祭等人生重大事件的礼仪，把个人的生命历程同社会秩序联系起来；从道德上讲，礼把“恭敬”“谦逊”“辞让”等变成了可以观察、可以评价的行为准则。礼作为规范的建立，解决了“德”的内在、抽象问题。通过礼，内在的德性修养得到了外在的行为表现，抽象的仁爱原则得到了具体的实践途径。礼制秩序的稳定使周代的价值体系具有了明显的秩序性，从而把伦理价值和制度规范有机融合。

德、仁、礼三个字的古文字本义是周人早期的朴素认识，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完成了语义的升华和观念的更新。德由外在行为转向为政修养，仁由人际亲善转向伦理准则，礼由祭祀仪式转向社会制度，这三类主要观念层层完善、互相支撑，共同形成了周代完备的价值体系。这一价值体系既确立了德治为主的政治内核、仁爱和谐的伦理基调，又构建起礼制有序的社会结构，很好地体现了周代人文思想的成熟，为传统中华价值体系的传承发展打下了基础。

（夏宸溥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讲师、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