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内外贸一体化融合机制与测度研究

推进内外贸一体化，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着力点。长期以来，我国内贸和外贸在管理体制上分属不同部门，产品标准和市场渠道各自独立，形成了二元分割的格局，抬高了企业跨市场经营的成本，也制约了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从现实情况来看，部分外贸企业的产品符合国际标准，却因认证差异难以进入国内市场。部分内贸企业则缺乏开拓国际市场的渠道和能力，两类企业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困于市场分割。近年来，国务院陆续出台政策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各地试点积累了经验，但在规则衔接和标准互认等层面仍存在不少障碍。基于此，本文梳理内外贸一体化的融合机制，并构建测度框架对融合程度进行分析，期望为双循环格局的落地实施提供参考。

一、双循环格局下内外贸一体化的融合逻辑

（一）制度层面的融合逻辑

内外贸一体化的起点，是政府对内贸和外贸实施统一的管理规则。我国内外贸管理体制经历了长期的分割状态。1952年中央贸易部被拆分为商业部和对外贸易部，此后数十年内外贸分属不同行政系统，企业经营范围受到严格限制。2003年商务部成立，从机构设置上结束了内外贸分割的管理体制，但实际运行中两套管理思路并未真正合并。内外贸依然分属不同司局负责，监管制度和政策待遇存在差异，部分大宗商品的内外贸管理体制仍然各自运行。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政府采取什么样的管理制度，企业就会形成相应的经营行为。内外贸在管理规则上的差异性待遇，让企业在两个市场之间切换时面临额外的合规成本，也限制了资源在两个市场之间的自由流动。制度层面的融合，需要建立内外贸统一的市场规则体系，让企业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经营中面对一致的制度环境，不再因市场不同而承担额外的制度成本。

（二）市场层面的融合逻辑

双循环格局要求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实现高效联通，但两个市场之间目前存在结构性的供需错配。部分外贸企业的产品符合国际标准，却因渠道和认证问题难以进入国内市场。部分内销企业的产品质量标准偏低，缺乏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产生这种错配的原因有两个方面,国内外产品标准体系不一致，导致企业进入另一个市场时需要进行额外的认证和改造。内外贸流通渠道长期各自独立发展，外贸企业缺乏国内分销网络，内贸企业缺乏国际营销渠道。从流通规模来看，我国内贸流通规模与外贸流通规模之比持续扩大，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但内外贸流通之间的耦合协调水平整体仍处于中度协调区间，两个市场的资源配置潜力尚未充分释放。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打破了部分渠道壁垒，为企业灵活对接两个市场提供了新的路径，也是近年来市场融合推进中进展相对明显的领域之一。

（三）企业层面的融合逻辑

企业是内外贸一体化的实施主体。当企业选择从事国内贸易时，组织国内的采购和生产及销售活动，形成内循环过程。当企业选择从事对外贸易时，根据国外市场需求组织研发和生产及出口活动，形成外循环过程。企业对两个市场的选择，取决于不同市场的利润水平和成长空间。在现实中，大量外贸企业长期依赖代工模式，缺乏国内品牌影响力和分销网络，转向内销时面临渠道建设和品牌塑造的障碍。内贸企业则对国际市场的法规和消费偏好了解不足，开展跨境业务的能力有限。两类企业都在不同程度上被阻挡在另一个市场之外，这既制约了企业自身的成长空间，也降低了两个市场之间的资源流动效率。政府需要为企业提供统一的监管环境和公共服务支撑，降低企业跨市场经营的转换成本，使更多企业具备同时参与两个市场经营的条件，进而推动内外循环之间形成更紧密的联动。

二、内外贸一体化的融合机制构成

（一）标准规则的衔接机制

标准规则的差异是阻碍内外贸融合的首要技术性壁垒。我国部分产品的国内标准与国际标准之间存在差距，导致同一企业在面向不同市场时需要维持两套生产体系，增加了运营成本。推进标准规则的衔接，大致需要在三个层面展开工作。第一是推动国内标准与国际先进标准接轨，通过系统性的标准比对和动态转化，逐步缩小技术法规和质量认证方面的差距。第二是推进检验检测认证的互认，与主要贸易伙伴签订互认协议，减少企业重复认证的负担。第三是在国内全面实施“同线同标同质”工程，让内销产品和出口产品在同一条生产线上按照相同标准生产，从源头上消除内外贸产品的质量差异。在推进过程中，行业协会的参与不可缺少，需要引导企业主动对标国际标准改进生产工艺。标准对接的范围也需要从终端消费品向中间品领域延伸，汽车零部件和集成电路等产业链关键环节的标准差异，目前对内外贸融合的阻碍较为突出，是推进标准衔接工作需要重点关注的领域。

（二）供应链的协同机制

内外供应链的高效协同是支撑内外贸一体化运行的基础条件。传统模式下，内贸供应链和外贸供应链各自独立运行，国内物流网络和国际物流通道缺乏有效衔接，增加了商品跨市场流通的时间成本和资金成本。物流通道层面，需要依托中欧班列和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际物流通道，建强国内国际物流枢纽节点，打造覆盖主要贸易伙伴的仓储配送网络。信息共享层面，需要搭建数字化供应链平台，推动贸易数据在内外贸各环节之间共享，提高供应链各节点的响应速度。企业组织层面，需要培育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供应链服务企业，支持龙头企业构建国内基地和海外节点相结合的供应链网络，带动上下游配套企业共同参与内外贸经营。监管层面，海关和税务及市场监管等部门之间的数据壁垒仍然存在，企业在同一业务中需要对接多个系统，重复录入相同数据的情况较为普遍，这直接增加了企业的运营负担。

（三）市场渠道的贯通机制

内贸市场和外贸市场在销售渠道上存在结构性差异，内销主要依赖经销商体系和电商平台，外贸则依赖专业展会和国际采购商网络，两套渠道体系之间缺乏有效对接。渠道贯通需要从两个方向同时推进。一个方向是帮助外贸企业建立国内分销网络，通过在主流电商平台设立外贸产品专区和提供入驻支持等方式，降低外贸企业进入国内市场的渠道成本。广交会等传统外贸展会已开始为外贸产品标注“可内销”标识，为外贸产品对接国内采购商提供了平台入口。另一个方向是支持内贸企业拓展国际市场，通过跨境电商平台和海外仓等基础设施，让内贸企业能够触达全球市场。除物流通道的对接之外，信息渠道的打通同样关键。国内外市场的供需信息长期存在不对称问题，企业在转换市场时往往对目标市场的消费偏好和竞争格局缺乏了解，搭建内外贸融合的信息服务平台可以有效补上这一短板，帮助企业在进入新市场前形成更清晰的判断。

三、内外贸一体化融合程度的测度框架

（一）测度维度的选取

对内外贸一体化融合程度的测度，需要从多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制度融合维度衡量的是内外贸管理体制和市场规则的统一程度，可选用内外贸标准互认的覆盖范围和市场准入条件的一致程度等作为参考指标。市场融合维度衡量的是内外贸流通之间的联动水平，企业内外贸一体化经营的比例和内外贸流通规模的耦合协调度是两个较为直观的观测角度。渠道融合维度衡量的是内外贸流通渠道的贯通程度，跨境电商在内外贸中的渗透率和内外贸融合平台的覆盖范围可以作为主要参考。在维度设计上，需要兼顾数据的可获得性和指标的代表性。从现有统计体系来看，批发零售业的国内市场商品购进额和销售额可以代表内贸流通规模，货物进出口额可以代表外贸流通规模，这两组数据的口径相对清晰，可以作为测度融合程度的基础数据来源。在此基础上，可以引入标准互认数量和企业内外贸兼营比例等指标对测度体系进行补充，使不同维度的融合情况得到更完整的反映。

（二）测度方法的适用性

测度内外贸一体化融合程度，需要选择能够同时反映两个系统发展水平和协调程度的方法。耦合协调度模型是目前较为常用的工具，它在衡量内贸流通和外贸流通各自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进一步评估两者之间的协调发展状况。两个系统的发展水平都较高且彼此匹配时，耦合协调度值较高；其中一个系统发展明显滞后或者两个系统的发展方向不一致时，耦合协调度值则偏低。在空间差异分析方面，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适合用于识别区域之间的融合程度差距及其来源，能够区分区域间差异和区域内差异对总体差距的贡献。基尼系数分解的优势在于可以进一步识别沿海与内陆之间以及南方与北方之间等不同分组方式下的差异来源，为政策制定提供更细致的空间参考。在动态演进分析方面，核密度估计方法可以直观呈现各省份融合程度在不同时间点的分布变化趋势，判断融合过程中是否出现两极分化或多梯度格局的形成，也可以识别出不同发展层级的省份组合。

（三）测度结果的空间差异特征

从已有研究揭示的规律来看，内外贸一体化融合程度在空间上呈现明显的非均衡特征。沿海地区的融合程度显著高于内陆地区，南方地区整体高于北方地区。东部沿海省份长期在内外贸流通中占据主导地位，当地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经验相对丰富，内外贸一体化经营的比例也相应较高。广东和浙江及江苏等省份的内外贸流通耦合协调度已达到较高水平，而中西部大量省份仍处于低度协调区间。值得关注的是，部分北方省份的内外贸联动水平出现了下降趋势，主要原因是这些地区的内贸流通在全国的份额有所缩减，内循环对外循环的支撑作用相应减弱。在差异来源上，沿海与内陆之间的区域间差异始终是总体差距的主要贡献来源，而南方与北方之间的差距近年来呈现扩大趋势。从试点工作的地区分布来看，目前仍集中在东部地区，中西部省份的覆盖不足，东北地区尚无试点，这与上述空间差异格局基本吻合，也说明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在区域布局上仍有较大空间。

四、结语

推进内外贸一体化，需要在制度规则、供应链以及市场渠道这三个方面同时采取行动。从测度方面上，耦合协调度模型与空间差异分析工具可对融合程度的整体水平与区域分布特点作出评估。当下，我国沿海发达地区的融合水平有了一定进展，然而中西部内陆地区与北方部分省份的融合程度依旧比较低，区域间的差距是构成总体差距的主要原因。推进内外贸一体化，需在标准接轨和渠道打通等方面持续用力，建立东中西部协同推进的局面，让企业能够在两个市场之间灵活地配置资源。

（邴綨纶系湖北经济学院创新创业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