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流动探头”成为治理力量 ——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的社会工作路径

我国经济社会结构持续转型，新业态与新经济组织快速扩张，新就业群体规模持续攀升。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显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达8400万人，占全国职工总数21%；国家统计局2024年数据显示，全国灵活就业人员突破2.4亿人。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络主播是该群体典型代表，用工模式、劳动关系、社会保障呈现高流动、弱稳定、强不确定性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抓实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提升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凝聚力与影响力。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明确强化三类群体党建部署。新就业群体既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也是基层治理不可忽视的参与主体。但长期以来，基层治理多将其定位为“治理客体”，工作重心偏向管理、规范与兜底服务，未能充分挖掘其参与治理的内生潜能。单一客体定位既制约群体治理价值释放，也与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现代化理念形成内在矛盾。

2025年10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明确至2027年建成上下联动、条块协同、运转高效的常态化工作机制，为吸纳新就业群体融入基层治理提供顶层政策依据。在此背景下，立足社会治理现代化逻辑，厘清新就业群体的治理角色与功能释放路径，成为学界与实务界亟待回应的现实课题。社会工作以“助人自助”为核心价值、以“人在情境中”为分析视角，能够精准激活新就业群体治理优势，推动其从被动管理对象转向主动治理主体，具备不可替代的专业桥梁作用。

一、何以可能：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的内在契合逻辑

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并非政策动员下的被动行为，而是职业属性与治理需求天然匹配的结果，同时契合社会工作“人在情境中”分析框架，二者契合性可从空间覆盖、信息传导、身份认同三重维度阐释。

（一）全天候空间覆盖：延伸基层治理感知触角

新就业群体工作轨迹全域覆盖城市街巷。外卖骑手日均长距离流动、高频入户服务，深度嵌入社区楼栋与沿街商铺，是距离居民日常生活最近的职业群体。传统网格化治理受人员编制、固定工时约束，难以实现全域实时巡查；而新就业群体持续流动的作业形态，天然构成城市分布式治理感知网络。

从社会工作“社区为本”视角来看，基层治理效能取决于对社区场域的精细化把握，新就业群体是嵌入社区肌理最深的流动群体。全天候、广覆盖的职业特征，使其具备成为基层“移动治理探头”的客观条件。

（二）零时差信息传导：精准捕捉基层治理需求

骑手、网约车司机在服务途中可第一时间发现道路破损、设施故障、消防通道堵塞、交通安全隐患等问题，依托随手拍摄、线上上报即可快速传递信息，形成即时、精准的前端反馈渠道。

需求评估是社会工作专业干预的逻辑起点，真实及时的民情信息是评估工作基础。新就业群体依托职业优势搭建常态化民情情报网络，既是民生服务输送者，也是社区需求感应器、城市治理信息采集终端。

（三）双向身份认同：转化内源参与动力

新就业群体具备双重身份：作为劳动者，存在劳动权益保障、职业发展、城市融入等服务需求；作为城市流动从业者，掌握全域流动、一线民情等独有治理资源。若治理体系转变认知，将其从被管理者转化为治理伙伴、从城市过客转化为家园共建者，群体参与动力将由外部政策驱动转向内部自觉。

该逻辑契合社会工作“助人自助”要义：服务对象并非单纯问题承受者，而是推动社区改变的能动主体。双重身份认同意味着社会工作介入不能仅聚焦权益兜底，更要唤醒群体主体意识，使其在治理参与中同步实现个人价值与公共价值。

二、何以受阻：新就业群体参与治理的三重结构性困境

各地虽持续开展实践探索，但新就业群体常态化参与基层治理仍存在系统性制约，三类现实困境同时构成社会工作专业介入的核心切入点。

（一）参与渠道碎片化：制度化组织载体供给不足

当前群体参与多依托临时志愿活动、短期岗位聘任，缺乏稳定标准化参与平台。骑手自主上报的治理问题能否进入处置闭环，完全依赖社区临时响应效率，缺少刚性制度保障。

从社区组织理论视角观察，新就业群体长期处于原子化分散状态，个体基数庞大，但缺少整合分散力量、开展集体行动的组织载体。顶层文件提出的条块协同机制，在基层落地存在“最后一公里”梗阻，碎片化渠道导致群体治理行为难以从自发偶发行为转化为长效治理机制。

（二）激励体系不完善：长期参与可持续性不足

新就业群体工作负荷高、可支配空闲时间有限，参与社区治理属于本职之外额外投入。若缺少分层分类激励机制——物质层面积分兑换、商户优待，精神层面荣誉表彰、身份认可，群体参与极易出现短期热情、阶段性参与等“一阵风”现象。

依据社会工作增能理论，个体持续参与的前提是感知行动回报与自我成长，回报既包含外部物质激励，也涵盖内在能力提升、身份归属感。激励机制缺位，直接阻碍群体从被动动员转向主动参与。

（三）基础权益保障薄弱：参与治理的底层支撑缺失

稳定从业是持续参与公共治理的前置条件。现阶段部分新就业群体仍面临社保覆盖不全、职业伤害保障缺位、平台算法管控等劳动权益难题。基础生存保障未能落实时，要求从业者额外承担治理任务，既违背公平原则，也缺乏现实可行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补齐新就业群体管理服务短板。立足社会工作全人关怀视角，公民社会参与建立在基本生存权、发展权保障基础之上。劳动权益保障不足，会同步削弱群体参与治理的客观能力与主观意愿。

三、何以可为：社会工作三维系统化介入路径

破解上述结构性困境，需依托社会工作专业方法，构建赋能—组织—协同**递进式介入体系。三维路径相互支撑、有机联动：赋能解决参与意愿与能力问题，组织搭建常态化参与渠道，协同构建可持续长效保障机制。

（一）赋能：精准分层服务筑牢参与基础

社会工作首要介入环节为群体赋能，从劳动权益保障、心理与职业能力建设双向发力，夯实参与治理前置条件。

权益保障层面，社工运用个案工作，为遭遇欠薪、工伤、算法不公的从业者提供法律咨询、维权陪伴，联动法律援助、人社部门等外部资源；同时基于个案提炼共性诉求开展政策倡导，推动治理从末端个体帮扶转向源头制度完善。常德市打造骑手友好社区、暖心驿站，为新就业群体提供休息、求助、诉求表达阵地，是“先服务、后参与”赋能逻辑的典型实践。

心理与能力建设层面，高强度、高流动工作易诱发焦虑、孤独等负面情绪。社工依托小组工作开设职业支持小组，开展压力疏导、情绪调节活动；同步定制职业发展培训，明晰群体长期发展路径。劳动权益、心理状态、职业发展诉求得到有效回应，新就业群体才能形成稳定参与治理的意愿与能力。

（二）组织：专业群体工作激活集体治理潜能

社会工作核心优势在于组织化动员，通过群体凝聚、平台搭建两大抓手，将分散个体优势转化为集体治理资源。

群体组织化层面，社工以小组工作为载体，搭建职业认同、权益互助小组，依托互助互动强化群体集体身份意识。遵循“服务赋能—成长增能—治理聚能”框架，将骑手全域巡查、即时上报、应急响应等个体优势整合为社区公共治理资源。株洲渌口区聘任快递、外卖从业者担任兼职网格员，依托日常配送收集民情、排查隐患，实现个体赋能向群体共治转化。

参与平台搭建层面，社工运用社区工作方法，推动建立“问题发现—线上上报—核查处置—结果反馈”全闭环治理流程；搭建小哥议事厅、社区协商议事会，吸纳新就业群体代表参与公共事务决策。垫江县常态化开设丹新议事会，社工承担协调者、促动员角色，保障群体话语权落地。

（三）协同：多元主体联动构建长效治理机制

仅依靠社会工作单一主体无法实现可持续参与，需构建党建引领、激励配套、多方联动的协同治理体系。

坚持党建引领作为凝聚群体的核心纽带。社工协助基层党组织推动流动党员就地报到，以党员骑手为骨干组建新业态志愿服务队。政策文件提出整合属地、企业、行业资源，创新党组织建设模式。衡阳市蒸湘区设立外卖骑手临时党支部，发挥党员示范带动作用，实现党建政治优势与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深度融合。

完善分层激励机制，激活长期参与内生动力。物质维度搭建志愿服务积分体系，联动线下商户推出积分兑换服务；精神维度评选最美流动网格员、优先吸纳优秀从业者入党，强化职业荣誉感与城市归属感。云南龙陵县社工服务中心落地骑手积分激励模式，社工全程负责机制设计与运营落地。

四、结语：从流动探头到共建共治的基层治理力量

推动新就业群体由“流动探头”转化为稳定治理力量，本质是治理理念转型：从单向管控转向平等尊重，从兜底服务转向全面赋权。社会工作作为衔接顶层政策与基层群体的关键载体，依托专业理念与实操方法，持续推动新就业群体从治理边缘走向治理中心。穿梭于城市街巷的流动从业者，可充分发挥“千里眼”“顺风耳”功能，在共建共治共享格局中，实现社会工作“助人自助”专业价值与基层治理提质增效双向统一。

（作者：郭艺璇，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