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民俗文化在中国画创作中的视觉呈现

传统中国画创作主要依靠本土人文山水、市井风情来展开表达，题材和视觉语言存在着一定的固化局限。而各个少数民族在生产生活中积累起来的具有地域特色和人文内涵的民俗文化，形成了丰富多彩的视觉符号和审美形态，为中国画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广阔的天地。如少数民族特有的服饰纹样、节庆场景、建筑装饰等民俗元素，既有独特的视觉美又有丰富的精神内涵，可以很好地扩大中国画的创作题材和表现范围。准确地找出各种民俗视觉符号，按照中国画笔墨、构图、色彩的艺术特点来进行形态转化，对民俗文化意境进行审美重构，可以使传统国画适应当代审美趋势，实现民族民俗文化与传统绘画艺术双向赋能、活态传承的目的。

一、少数民族民俗文化视觉符号的识别与提取

民族服饰中的色彩体系与纹样特征。民族服饰是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最直接的视觉呈现，不同的民族由于地理环境、宗教信仰、审美心理等因素的不同，产生了许多在色彩上极具张力的色彩偏好搭配方式，具有较高的艺术取材价值，给当代中国画创作提供了有辨识度的形式资源。例如，藏族服饰喜欢黑白对比，红珊瑚、绿松石碰撞色彩，表现雪域高原神圣热烈的特征；苗族服饰以蜡染的靛蓝色为底色，搭配上刺绣的朱红色、明黄色形成鲜明的对比，展现出山地农耕民族古朴而绚烂的特点。这些色彩不但是装饰，也是民族身份、图腾崇拜和宇宙观的视觉编码。识别和提取这些视觉符号要理解其背后的文化隐喻和象征体系，把那些承载着民族记忆、情感寄托和审美智慧的色彩组合和纹样结构，从繁复的服饰载体中剥离出来，进行归纳、简化和提炼，从而转化为可以被中国画创作直接使用的“视觉词汇”，并以新的语言形态解读当下，为之后的笔墨转译打下坚实的形式基础。

节庆仪式中的动态形象与场景构成。少数民族节庆仪式集中体现了民族最富特色的生存方式和文化面貌，有着丰富的动态人物形象和完整的场景构图，是国画创作鲜活的素材来源。

各类民族节庆、祭祀、歌舞仪式里人物的肢体动作、神态姿态各有不同，灵动鲜活的动态形象和传统的国画静态人物造型有着明显差别，能够使画作更加生动有气氛。同时，少数民族的乐曲贯穿其中，节庆仪式的人群排列、道具摆放、环境气氛等等共同组成一个层次分明的场景系统，在时间和空间交融中展开盛大的场景叙事。理清画面繁杂的构成要素，对不同节庆仪式的场景构成规律进行深入观察和整理，把握人物动态的主要特点，提炼出有代表性的人物动作，能使国画作品摆脱单一的景物、人物表现方式，用丰富多样的场景画面来展示少数民族生活风貌，使民俗文化以更加鲜活的方式呈现在国画作品中。

居住空间中装饰元素的造型规律。少数民族的居住空间既是生活场所，又是民俗文化视觉符号的审美展现与追求，其建筑的外观、室内陈设、门窗雕刻等各个方面处处有装饰元素的造型智慧。例如，侗族鼓楼的飞檐翘角一层层向上递增，呈现出一种向上的动态美，其比例与榫卯蕴含着高超的建筑技艺；藏族民居的门窗边框大多绘制有日月、莲花、吉祥结等图案，造型繁复且带有宗教意味；彝族土掌房的屋角装饰多以牛头、太阳等形象为主，造型古朴而雄健。室内陈设部分的火塘周围装饰、家具雕刻纹样、日用器皿造型等也具有独特的形式美。通过系统整理民居装饰元素的造型特点和排布规律，从简到繁地选取适合国画表现的民居装饰元素作为画面布景的素材，可以使画面层次更加丰富，细节质感更佳，全方位地展现少数民族民俗文化多样性的美。

二、民俗符号向中国画语言的形态转化

传统笔墨技法对民族造型的适应性调整。把民俗符号转化成中国画的艺术语言，首先要解决笔墨技法怎样适应民族造型特点的问题。中国画的笔墨体系是在长期表现汉族题材、传统题材的过程中形成的，在面对少数民族独特造型时需进行必要的调整与拓展。在线的运用上，少数民族服饰上的刺绣纹样、蜡染线条比较规整、匀称、重复，与传统中国画所追求的书写性、变化性用线不同。创作者要以保留笔墨韵味为前提，在保留民间工艺线条组织方式的基础上，探索出既有中国画品质又具有民族造型特征的线描语言。以表现苗族百鸟裙上密布的鸟纹为例，可以采用工笔重彩的方式，用细致的铁线描勾勒出纹样的轮廓，在水墨背景上留有少量的笔墨变化；在皴法的使用上，民族居住空间里特有的质感要靠创新皴擦语言来表现。例如，藏族碉楼石墙的粗糙厚重、侗族鼓楼木构的岁月痕迹、彝族土墙的质朴肌理，可借鉴山水画中的各种皴法加以变形。用披麻皴的松软表现夯土墙的质感，用斧劈皴的刚硬表现石砌建筑的坚实。这种笔墨技法的适应性调整是在保持笔墨精神的基础上发展出的可以承载民族文化内涵的新技法，既保留了浓郁的民族风韵，又符合中国画“计白当黑”的审美哲学，使得作品更具艺术感染力。

画面构图中民俗元素的提炼与意趣营造。民俗文化元素信息量大、细节繁杂，唯有提炼重组，才能创建带有个人风格特征的构图形式。因此，对民俗元素进行符号取意，或几何化处理，或夸张变形，或排列组合，然后依据构图法则形成新的视觉秩序。这一视觉秩序的建立，使各元素符号融合为整体，同时也在不同的语序变换中，生成一种有趣味的构图形式，让各元素符号的解读变得多元化。于是，民俗元素符号以新的语意表达形成特殊的审美意趣。例如，在以人物活动为中心的创作中，确定主要人物形象为画面的视觉中心，同时将其民族装饰、节庆道具、背景建筑、次要人物等具象的民俗元素转化为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点、线、面符号，通过对“疏密缓急、虚实黑白、空间位置”等抽象形式关系的经营，使画面摆脱场景再现，形成富有秩序感、节奏韵律的构图趣味。又如，表现千人长街宴时，长桌的矩形排列与宴饮场景中的方桌、条凳、食物元素，以及人群的错落坐席构成纵向延伸的构图形式，使画面在水平方向上产生强烈的延伸感和仪式氛围，增强画面意趣。民俗元素的取舍与组合构建，使得画面结构展示浓厚的民族特色，又符合传统中国画的审美观念，使作品更具艺术感染力。

色彩语言中民俗色谱与水墨基调的融合。色彩是构成中国画语言的重要元素之一，也是民俗符号进入中国画语言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少数民族民俗文化里的色彩体系大多有高纯度、强对比的特点，和中国画传统里以水墨为基调、色彩比较含蓄内敛的审美取向存在差别。二者融合的策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探索：一是用墨调和颜色。在保留民俗色彩鲜明特点的基础上，用墨色来控制色彩的运用。具体做法是用淡墨或浓墨勾勒造型，渲染出基本的体量感之后，再用水彩颜料上色，使色彩附着在墨骨上，有颜色的明亮、墨色的沉稳；二是以色当墨。在画面的某些局部，用浓艳的民俗色彩来代替墨色，重视色彩本身浓淡的变化以及笔触的表现；三是色调统摄。按照民俗题材整体氛围来决定一个主色调，把所有的民俗色彩都归入这个主色调的统摄范围之内。例如，表现傣族泼水节的作品可以冷色调为主，蓝色、绿色为主色，粉色、黄色为点缀色；表现彝族火把节的作品可以暖色调为主，红色、橙色为主色，黑色、蓝色为辅助色。这种民俗色谱与水墨基调的融合，既能使观者能够体会到民族色彩的浓烈、热烈，又能品味到水墨韵味的含蓄、雅致。

三、民俗文化意境的审美重构与精神传达

民俗生活场景的典型化提炼与诗意呈现。将少数民族民俗文化融入到中国画的创作当中，其根本目的就是表达出民族文化所蕴含的精神内涵以及审美意蕴。这就要求创作者对民俗生活场景进行典型化提炼、诗意化表现。典型化提炼就是从众多的民俗现象当中，挑选出具有代表性、能体现民族文化特点的生活瞬间或者场景片段。例如，表现牧民生活，不必事无巨细地描写放牧的全过程，只需要抓住夕阳下牧人吹响口弦、牛羊归圈的剪影，就足以表达出草原的辽阔和牧歌的悠远。此外，诗意呈现需要画家用留白、象征、隐喻等中国传统的艺术手法，把原本烟火气十足的民俗场景升华为有抒情意味的画面。例如，用喧闹的泼水节来营造水雾弥漫、人影朦胧的意境；用忙碌的织锦场景来塑造经纬交错、光影斑驳的抽象构图，其实质就是把民俗的“形”和艺术的“神”结合起来，去掉生活表象的琐碎，留下内在的节奏、韵律和情感浓度，使作品从风俗画的纪实性上升到中国画的审美境界，引起观者更深层次的情感共鸣和哲理思考。典型化提炼使作品有文化内涵，诗意表现使作品有艺术魅力，两者相结合使民俗题材中国画有持久感染力。

民族精神气质的形象化表达与品格塑造。少数民族民俗文化除了有外在的视觉形态，还有内在的精神气质。把这种精神气质用中国画的创作来形象地表现出来，就是对创作者理解程度以及表现能力的一种更高要求。各个民族由于长期的生产生活产生了自己特有的精神气质，苗族坚韧灵秀、藏族虔诚豁达、彝族刚毅热烈。这些精神气质不是空洞的理论，而存在于人们的表情神态、姿态动作、待人接物里。形象化的表现形式就是用人物的面部表情来体现民族精神气质。例如，表现藏族老人，主要通过刻画老人被高原阳光所刻下的皱纹、清澈的眼睛，体现老人历经沧桑后仍然保持着虔诚、豁达的心灵。通过用具体的视觉形象来传达抽象的精神内涵，使观赏者在欣赏画面美感的时候也能领悟到少数民族特有的人文精神和文化品格。

跨文化审美视野下的当代性转换探索。在当今全球化、信息化的大背景之下，少数民族民俗文化题材的中国画创作还面临当代性转换的课题。这就需要创作者有跨文化审美视野，找到传统和现代、民族和世界之间的新联系点和表达方式。比如，参照西方构成主义的平面分割原则，重新安排民族服饰纹样的布局；参照表现主义的色彩张力，加强民俗色彩的视觉冲击力。从形式上可以打破传统的卷轴画边框限制，用装置、影像、综合材料等新媒体手段与中国画元素相结合；从内容上关注现代化进程里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传承与抗争，让作品更有现实关怀以及时代气息。同时，兼顾大众普遍的审美认知，打破单一民族的文化审美壁垒，使具有地域特色民俗意境更加适合于更广阔的审美视野，使传统民俗文化在新时代的艺术创作中得到不断的传承和发扬。

少数民族民俗文化在绘画创作中的视觉表现作用，是一条从文化解读、语言转换到精神提升的完整路径。通过识别和提取服饰、节庆、建筑里的视觉基因，用适应性笔墨、巧妙构图、融合色彩将其转化为中国画语言，能实现民俗生活诗意重塑、民族精神当代表达的目的。这一过程不仅可以极大地丰富中国画的表现题材和形式语言，对塑造具有深厚文化底蕴、鲜明时代特色的新中国画新形态有着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而且也能给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和活化提供艺术层面的支撑。

（商进系广西艺术学院一级美术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