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传统政德思想涵育正确政绩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要讲政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的“为政以德”“民为邦本”“修己安人”等政德思想，构成了中华政治文明的精神内核，为新时代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滋养。当前，面对少数干部中可能存在的“重显绩轻潜绩”“重数据轻民生”等政绩观偏差，我们不仅需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指导，也需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政德思想中汲取智慧。这既是落实“第二个结合”的具体实践，也是通过文化滋养破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引导干部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实绩的关键路径。

一、中华传统政德思想的主要内容

中华传统政德思想植根于农耕文明的治理实践，贯穿“家国同构”的政治伦理，形成了内涵丰富、独具特色的思想体系。

（一）“以德配天”的执政正当性内核

“德”是中国传统政治秩序的重要合法性基础。《尚书》提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将执政者的德性与天命归属直接绑定，确立了以德配天、以德受命的政治逻辑。孔子进一步阐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强调政德并非个人私德修养，而是维系政权存续、凝聚社会共识的公共伦理。这种思想超越了单纯的权力威慑，形成“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治理智慧，揭示了政绩的本质是德性实践的外在显现——唯有以德立身，才能创造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治理成效。从周公“吐哺握发”的求贤之德，到诸葛亮“鞠躬尽瘁”的奉公之德，再到范仲淹“先忧后乐”的民本之德，传统政德始终将执政正当性建立在德性修养之上，为政绩观确立了“以德为先”的价值原点。

（二）“民为邦本”的价值取向

中华传统政德思想始终将“民本”作为施政的重要导向，认为民心向背事关政权兴衰。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确立了民众福祉在国家存续中的重要地位；贾谊强调“以富乐民为功，以贫苦民为罪”，直接界定了政绩优劣的边界；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更将为民担当的政绩追求升华为精神境界。这种民本思想并非抽象的道德说教，而是具体的执政准则。《管子》倡导“不作无补之功，不为无益之事”，反对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海瑞、于成龙等清官廉吏以为民请命、清正奉公的实际行动，生动诠释了“为政在民”的政绩内涵。传统政德将民心视为政绩的终极裁判，形成了“政得其民”的价值传统，为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

（三）“修己安人”的实践路径

中华传统政德思想强调“内圣外王”的修养路径，将个人德性提升作为创造政绩的前提。《大学》提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阐明了“修己”与“安人”的辩证关系——唯有执政者先正心诚意、格物致知，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修养路径包含双重维度：一方面是“克己奉公”的自律要求，强调“公生明，廉生威”，反对以权谋私、贪赃枉法；另一方面是“务实笃行”的实践品格，主张“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反对虚浮不实、纸上谈兵。司马光提出“为政之道，莫若至公”，王阳明倡导“知行合一”，均体现了传统政德对从政者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要求。这种将个人修养与治国理政相结合的实践智慧，为新时代干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提供了文化镜鉴。

二、传统政德思想与新时代正确政绩观的时代契合

中华传统政德思想与新时代正确政绩观精神贯通、深度契合。在价值立场上，二者都坚持民生为本，实现了从“民本”到“人民至上”的一脉相承；在实践路径上，二者都反对虚浮，彰显了“务实笃行”到“真抓实干”的知行合一；在境界追求上，二者都着眼长远，达成了从“功在千秋”到“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共鸣。把握这三重契合，对于我们今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价值立场的契合：从“民为邦本”到“人民至上”

传统政德思想的“民本”与正确政绩观的“人民至上”，虽处于不同历史语境，但本质上都以维护民众利益为价值原点。传统政德强调“政之所兴，在顺民心”，要求执政者以民众疾苦为念，解决民生难题；新时代正确政绩观明确“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将人民满意作为评判政绩的根本标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执政就是要为民造福，而只有做到为民造福，我们党的执政基础才能坚如磐石。”这种价值立场的传承，不是简单的历史复归，而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的改造，将传统民本思想从君民相维的政治策略，升华为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使传统政德中的“民心”观念与新时代政绩观中的“民生”导向深度融合。实践证明，无论是革命、建设还是改革，唯有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才能创造出真正的政绩。

（二）实践品格的契合：从“务实笃行”到“真抓实干”

传统政德思想始终强调“实干”是出政绩的唯一路径，反对形式主义、虚浮之风。《荀子》提出“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朱熹倡导“知行相须”，均体现了对务实作风的推崇。这种实践品格与新时代正确政绩观倡导的“真抓实干”高度契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当前，一些地方出现的“形象工程”“数据造假”等错误政绩表现，本质上是背离了“务实笃行”的政德传统，陷入了形式主义的误区。传统政德思想中的“不作无补之功”“不图虚名、不务虚功”等理念，为破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提供了文化钥匙——唯有像焦裕禄那样躬身兰考治沙治涝，像黄文秀那样扎根基层办实事，才能创造出经得起检验的实绩。

（三）境界追求的契合：从“功在千秋”到“功成不必在我”

传统政德思想倡导“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的政绩境界，反对急功近利、短期行为。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蜀汉政权奠定长远基业；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留下彪炳史册的民族功绩，均体现了“功在千秋”的境界追求。这种思想与新时代正确政绩观倡导的注重打基础、利长远在价值逻辑上是一致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多做埋头苦干的实事，不求急功近利的‘显绩’，创造泽被后人的‘潜绩’”。传统政德中的“潜绩”理念，强调“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反对“寅吃卯粮”的短视行为，这与习近平总书记提倡的“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高度契合。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无论是生态环境保护的“久久为功”，还是科技自立自强的“十年磨一剑”，都需要传承这种“功在千秋”的政德境界，摒弃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

三、传统政德思想涵育正确政绩观的实践路径

以传统政德思想涵育正确政绩观，核心在于通过“第二个结合”，将“为政以德”“民为邦本”等传统政治智慧转化为新时代党员、干部的价值罗盘和行动自觉。这需要构建一套从思想浸润到制度护航再到实践淬炼的闭环体系，实现传统政德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一）深挖传统资源，涵养政德文化

中华传统政德思想内涵丰富，需结合新时代要求进行系统性挖掘与转化。一是提炼核心价值元素，将民为邦本、务实笃行、克己奉公、公正廉明等思想精华，与“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新时代政德要求相对接，构建古今通融的价值体系。二是创新传播教育方式，将《论语》《孟子》《大学》等经典中的政德论述纳入干部教育培训体系，通过经典研读、案例分析、交流研讨等形式，让传统政德思想入脑入心。同时，可借鉴高校思政课改革经验，深化干部对“修己以安百姓”的现代理解。三是打造文化浸润载体，结合各地历史文化资源，建设政德教育基地，宣传海瑞、于成龙等清官廉吏的政绩故事，让干部在文化熏陶中提升政德修养，从传统政德中汲取为民、务实、清廉的精神力量。

（二）强化制度衔接，优化政绩评价

传统政德思想的当代转化，需要制度保障来固化成果，避免“德”与“绩”的脱节。一是健全政德考核体系，将传统政德中的民心向背、务实作风、廉洁自律等指标，转化为可量化、可操作的考核内容，纳入干部政绩评价体系，改变“唯GDP论英雄”的单一评价模式，倒逼干部树立“为民造福”的政绩导向。二是完善选人用人机制，鲜明树立以德为先、注重实绩的用人导向，选拔那些像焦裕禄、孔繁森那样“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干部，让坚守政德者有位、创造实绩者出彩。三是建立容错纠错机制，传承传统政德中“容错容试”的智慧，区分“无意之失”与“故意之错”，为敢于担当、务实干事的干部撑腰鼓劲，鼓励干部在遵循规律的基础上大胆探索，避免产生多干多错、少干少错的消极心态。

（三）加强实践历练，促进知行合一

政德修养的最终落脚点是创造政绩，需引导干部在为民造福一线砥砺初心，实现从“知”到“行”的转化。一是在基层治理中厚植为民情怀。传承民为邦本理念，引导干部走出机关、走进群众，将“办公桌”搬到田间地头、社区楼栋。借鉴德治与法治协同经验，将传统乡规民约的德治元素融入现代治理，在教育、医疗、就业等民生实事中创造政绩，让“为民造福”从口号变为现实。二是在高质量发展中锤炼务实作风。践行“不作无补之功”的古训，引导干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摒弃形象工程、数据政绩。聚焦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生态保护等主战场，以“钉钉子”精神谋长远、打基础，创造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实绩。三是在廉洁用权中砥砺自律操守。恪守克己奉公、公正廉明要求，引导干部慎独慎微，自觉抵制特权思想和腐败行为。强化监督执纪，对违背政德、弄虚作假者严肃追责，确保政绩观不偏航、不走样，以清廉本色守护政绩的纯粹性。

（作者郭格系山东建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