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卜辞 “众”“臣”“仆” 用字与社会阶层结构

商周时期是中国早期社会等级制度逐步成型的关键阶段，甲骨卜辞是当时最原始的文字记录，能直接反映出上古社会人们分工、等级划分的原始信息。从商周卜辞中常见的“众”“臣”“仆”三个字形出发，通过对其进行字形考释与语义溯源，结构样貌。整理出三类文字的形体来源和最初的意义，区分不同的文字所承载的身份和职能。同时，根据卜辞原始文本语境来辨析三类群体的社会活动、职事范围，还原它在祭祀、征伐、农耕等语境中具体用法，从而厘清三者从自由民、近侍官吏到家内奴仆的身份差异。再根据文字称谓的使用规律，逐层拆解出基层生产群体、中层服务阶层和底层依附人群的架构形态，直观地呈现商周社会分层体系的建构逻辑和原始社会结构面貌。这种以文字学为依据的微观考证，为探究早期国家社会结构的形成与发展提供有力的文字支撑。

一、卜辞用字的字形考释与语义溯源

“众”字从日从人的构形及群聚劳作意涵。甲骨文中的“众”字有明显的象形构形特点，整体结构为日从人，字形直接表现出多人聚集在日光下共同劳作的画面，带有群体性、规模化的行为属性。《说文解字》释“众”为“多也”，从“目”从“乑”，但结合甲骨文字形来看，“日”在其中不是眼睛的象形，而是具有指示光线下聚集活动的含义。学者们认为“众”字的构形主要意象就是众多人在日光下一起劳动。构形方式本身就表明了“众”这个称谓所指称的社会群体的基本特征，他们不是单个人活动，而是以群体的形式存在，他们不是在室内从事事务性的工作，而是在野外阳光下进行体力劳动。此外，卜辞中“众”出现的语境大多与“协田”“作藉”等农业生产活动有关，也有“丧众”“逐众”等涉及征伐或者追捕的记录，这证明了“众”与集体性体力劳动之间的直接联系。值得注意的是，“众”字在卜辞中从来没有被用来指代商王或者贵族，也极少出现在祭祀、宴飨等贵族核心活动的记录中，这就表明“众”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与社会上层相隔绝的称谓。从语义溯源的角度来说，它表明在早期国家的语境中，“多数人”的首要身份不是抽象的“人民”，而是具体从事集体性生产劳动的群体。

“臣”字竖目象形及近侍职守的身份指向。甲骨文中的“臣”字是典型的象形字，整体形状是竖目俯首，直接表现出俯首听命、顺从侍奉的状态，带有依附性、服务性的身份特点。

不同于普通劳作人群的字形内涵，“臣”字的构形弱化了体力劳动的属性，突出听从指令、承接事务、服务上层的定位。追溯字词本源语义可以发现，商周时期的臣并不是后世官僚体系中官员的称呼，而是指依附于王侯贵族、承接各种专属事务的侍从人员。卜辞记载的场景中，“臣”大多出现在王室事务、祭祀辅佐、事务执行等有关记录中，主要是帮助贵族处理日常事务、对接各种公务，不参加繁重的集体体力劳动。例如，商代卜辞中记载“臣奉王命往于京”，某贵族“臣”是祭祀用品的监工，其不用去田里耕作，只需核对龟甲、祭牲的数量并报到王室。这体现出“臣”是近侍，专门执行王室事务、服从命令的职能。这种独特的字形形态和固定的使用语境，清楚地划分出这个群体同普通劳作民众的身份等级，突出它接近统治阶层、承担专属职事的特殊社会地位。

“仆”字会意构形及执役贱事的等级标记。“仆”字的甲骨文构形有明显的会意特点，一般由人形、辛（或刑具）和尾巴状符号组成，整体上表现出受刑、执役的意象。该构形方式传达出“仆”这一基本语义信息，即这是一个被强制的、从事卑贱事务的人。与“众”和“臣”相比，“仆”身份的标示更加刺眼，字形本身就已经表现出了受役者的屈辱境遇。从活动领域来说，“仆”在宗庙洒扫、器物持奉、居所服侍等贱役方面占据着最底层的位置。需要指出的是，“仆”和“臣”之间并不是完全划清的两个阶层，在具体的卜辞中也存在“臣”统辖“仆”的情况，说明“仆”可以被“臣”所管辖。从商周社会演变的长期角度来说，“仆”最接近后世所说的“奴隶”，“众”更接近于平民，“臣”则处于两者之间，是职事者。三者之间的区别不单表现在身份地位、活动领域方面，更主要的是体现在人身自由度以及对生产资料的控制程度上。仆人受强制支配，人身自由最不受限制；众从事集体劳动，有一定的组织形式和群体权利；臣虽处于支配之下，但有较多的自主空间。这三个称谓分别代表不同的社会等级，共同组成了商周社会阶层的底层编码。

二、用字指向的社会身份与角色辨析

卜辞中“众”参与农业征伐活动的群体归属。通过梳理商周甲骨卜辞的相关记录可知，“众”活动的场景主要是农业生产、军事征伐两个方面，是承担社会基础公共事务的主要群体。卜辞中多次记载统治者召集“众”进行集体耕作、田间管理、粮食种植等农事活动，整个生产过程由上层统一调度、集中组织，具有很强的集体性和公益性。例如，卜辞记载“王大令众人曰协田”，商王亲自下令“众”集体耕种。众人手持耒耜翻土播种，由官员监督，收获的粮食用作祭祀和国库储备。由此可以看出，“众”是承担农业和征伐等基础公共事务的主要群体，有集体劳动、统一调度的归属特征。从军事上来说，“众”会被征召去参加边境的守卫、小规模的征伐、防务的值守等，承担基础的作战和后勤保障工作，是商周基层军事力量的重要组成。这一群体参与社会基础生产、公共防务，覆盖社会最基础的民生、治安等各个领域，是社会运行的底层支撑力量。同时“众”具有一定的人身自由，不需要依附于贵族，只承担国家层面的劳役和兵役，整体属于社会基层平民群体，是具有独立社会身份的圈层。

“臣”服事于王侯贵族的职事系统定位。结合甲骨卜辞记载可知，“臣”的服务对象非常集中，专门服侍王侯贵族和王室体系，不参加基层公共生产、普通兵役劳作，形成了专属的职事服务体系。日常主要是参与祭祀礼仪的协助、王室事务的传达、文书基础的整理、贵族起居的辅助等精细工作，工作内容偏向事务性、辅助性、服务性，具有一定的专业性，不同于纯粹的体力劳动。同时，“臣”长期在统治阶层工作，可以接受上层的命令，处理各种事务，是联系王室和基层的中间服务人员，比一般的民众有更高的身份地位和活动权限。例如，商代卜辞记载“臣奉册告祭于先王”，某贵族“臣”专职整理祭祀名册、宣读祷词、安排牺牲供品。他不用参加田间集体耕作，只负责协助王室完成礼仪程序，把商王对地方诸侯的命令传达到地方。相比集体劳作的“众”，臣不需要从事高强度体力劳动，依靠专属职事获得稳定的生存资源和社会地位，依附于王室贵族形成专属服务圈层，在社会运行体系中起到中层衔接和事务执行的作用，属于等级更高的从属群体。

“仆”执役于宗庙居所的贱役层级确认。卜辞中“仆”活动的范围十分狭窄，主要在贵族的居所和宗庙附近，全程做贴身杂役和祭祀辅助类贱事，社会身份和社会活动的权限受到严格的限制。其日常事务包括居所打扫、器物保养、祭祀杂务、贵族随从服务等琐碎之事，工作内容繁杂且社会认可度很低，没有事务决策权和公共参与权。不同于参与公共生产、军事事务的“众”和承接王室事务的“臣”，“仆”的服务场景完全局限在私人和宗庙专属领域，不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运行，对贵族王室的人身依附程度最高。例如，卜辞中有“仆执爨于宗庙”，即“某仆人专门负责宗庙祭祀时的烧火、做饭和礼器的擦拭”，他不能参加田间劳动或者军事活动，整天陪贵族左右料理杂务。体现出了“仆”被严格地限制在居所宗庙附近，只能做贱役的底层依附身份。这一群体没有自主的生产能力，也没有独立的生活空间，生存资源完全依靠贵族供给，人身自由受到严格的限制。卜辞中“仆”相关的记载语境，充分证明了它的社会底层贱役的身份定位，是商周社会等级结构中地位最低、依附性最强的人群类别。

三、称谓体系折射的阶层结构建构

从“众”的集体身份看基层生产群体组织。“众”以集体劳作、公共服役为身份特征，直接体现商周社会基层生产群体的组织形式和存在状态，是构成整个社会物质生产和公共运转体系的基础。在早期国家发展时期，社会生产力水平低，农业生产以及基本国防力量要靠大规模人力集中来推动，“众”作为大规模基层群体，被统治者统一组织、集中调配，形成了规整的基层人力组织体系。从阶层建构的角度来说，“众”是商周社会等级制度的基础圈层，也是社会结构里体量最大、支撑性最强的基层群体，其集体化的组织形式、公共化的劳作性质，形成了早期国家基层社会的运行模式，是上古时期以集体人力为基层治理和生产的模式。

从“臣”的职事身份看中层服务阶层序列。“臣”专属服务王室贵族、承接精细化事务的身份定位，说明商周社会已经形成独立的中层服务阶层，完善了早期社会的层级过渡体系。在社会结构中，“臣”处于上层贵族和基层民众之间，既摆脱了底层体力劳动的束缚，又没有贵族的统治权，依靠专属职事形成独立的阶层序列。该阶层从事事务衔接、指令传达、礼仪辅助、王室维护等工作，保证贵族统治体系的正常运转，填补了上层统治和基层执行之间层次的空白。同时，与基层劳作群体相比，“臣”有更高的身份地位、更宽广的活动空间、更优的资源获取途径，阶层优势十分明显。中层服务阶层序列的出现与发展，使得商周时期的社会阶层结构由原来的“贵族-平民”两级分化，变得更为立体、更具弹性，成为早期国家形态发展的一种重要表现。

从“仆”的贱役身份看底层依附人群划分。仆人高度依附于王室贵族，专职承担底层贱役，是商周社会底层依附人群划分的准确标识，完善了早期社会的底层层级结构。相对于具有公共参与权、有相对自由的“众”，“仆”完全失去了自主生存、独立活动的能力，完全依附于上层贵族生存，是社会层级中最底层的依附群体。此类人不参加社会公共生产、公共事务，只供贵族私人、宗庙使用，职能单一、地位低下，形成独立的底层贱役圈层。卜辞中“仆”专属称谓和固定使用场景，说明商周时期已经出现明确的底层人群分化，社会阶层不再只是平民和贵族的简单划分，而是衍生出依附性很强的底层服务群体，更细致地划分出上古社会的等级秩序，完整地呈现出早期国家多层级、差异化的社会结构样貌。

商周卜辞里“众”“臣”“仆”这些用字的不同，很好地表现出早期国家里森严的阶层壁垒。从字形构意到社会角色的考证，清楚地表现出以集体生产者为基础、职官管理者为中坚、贱役依附者为底层的金字塔式结构。这种以血缘、职事、身份为依据的社会分层，既确立了当时统治秩序，又为后世中国古代社会阶层发展打下了深厚的历史基础。通过对这些称谓体系的分析，可以发现中国早期文明治理智慧和制度逻辑，从而为中国早期国家形态研究提供独特的文字学视角。

（夏宸溥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讲师、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