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力提升信息化条件下文化领域治理能力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信息化浪潮全方位渗透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刻重塑文化生产、传播与消费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提出“提升信息化条件下文化领域治理能力”这一重大新命题。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再次强调要“提升信息化条件下文化领域治理能力”，充分彰显了这一命题对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意义。

一、深刻把握信息化重塑文化领域的时代图景

信息化以技术变革为支点，打破传统文化业态的边界桎梏，推动文化领域发生全方位、深层次变革，既释放出巨大发展活力，也催生一系列新型治理难题，构成文化治理的全新现实语境。从文化生产来看，信息化实现了从“精英专属”到“全民共创”的颠覆性转变。传统模式下，文化生产门槛较高，出版、影视、文艺创作等主要由专业机构和从业者主导，内容产出相对单一。而互联网与数字化工具大幅降低创作门槛，智能手机、剪辑软件、AI创作工具让普通民众成为文化内容生产者。这种“去中心化”的生产模式极大地丰富文化内容供给，但也导致内容质量良莠不齐，低俗化、同质化、虚假化内容层出不穷，给内容审核与价值引导带来巨大压力。从文化传播来看，信息化构建起即时互联、全域互动的传播体系。传统传播依托报刊、广播、电视等媒介，受时空、时段、地域限制，传播效率低、互动性弱。如今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直播客户端等成为传播主阵地，信息实现秒级传播、全球流转。与此同时，传播的即时性、匿名性也加剧舆论风险，网络谣言、情绪化言论极易借助算法快速扩散，部分势力利用网络放大负面声音、传播错误思潮，舆论引导难度显著加大。从文化消费来看，信息化催生个性化、体验式、场景化消费新形态。云展览、云演出、线上阅读、虚拟沉浸式文旅等新业态蓬勃兴起，公众足不出户即可享受多元文化服务。但算法推荐衍生的“信息茧房”问题日益突出，用户长期局限于单一内容圈层，视野受到束缚，主流价值传播被稀释，部分群体陷入娱乐至上、价值虚化的误区，对社会共识凝聚造成阻碍。从文化业态和市场角度来说，信息化促使文化产业进行数字化转型，网络文学、数字艺术、电竞、虚拟偶像等新形态不断出现，文化同科技、旅游、电商等深度融合，文化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但是文化市场全球化也带来了激烈的竞争，境外文化产品、价值观念通过数字网络渠道大量流入，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等风险加大，数据泄露、版权侵权、平台垄断等问题频发，国家文化安全面临多重考验。

二、深入洞悉信息化时代文化治理的突出短板

对照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和文化发展的现实需要，信息化条件下的文化领域治理还存在诸多不足，主要表现在治理理念、体制机制、技术应用、人才队伍四个方面，制约着治理效能的充分发挥。第一，治理理念具有滞后性，一些治理主体仍然沿用传统的粗放式管理方式，习惯于简单封堵、一刀切式的管理，不能适应全民创作、互动传播的数字文化生态。对文化发展规律、网络传播规律把握不够，重事后处置、轻事前预防，重硬性管控、轻价值引导，难以实现从“管理”向“治理”的转变。同时，对算法、AI等新技术的认知不足，未能有效驾驭技术向善，“信息茧房”和算法偏见等问题未能得到有效治理。第二，协同治理机制尚不健全。文化领域治理涉及宣传、网信、文旅、广电、市场监管等多个部门，目前存在条块分割、权责不清、协同不足的问题，“九龙治水”现象突出。政府、平台企业、社会组织、公众等多元主体的权责边界模糊，平台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部分平台重经济效益、轻社会责任；行业自律机制不完善，社会监督渠道不够畅通，公众参与治理的积极性未能充分调动，多元协同的治理格局尚未完全形成。第三，技术赋能水平有待提高，一方面智能审核、舆情预警、数据溯源等技术应用不够深入，面对海量网络内容、AI生成内容、深度伪造等新型风险，传统的人工审核效率低、智能识别精度差、风险预测能力弱；另一方面，文化数据管理体系不健全，文化资源数字化整合不到位，数字版权保护、文化数据安全等技术手段落后，侵权盗版、数据泄露等问题屡禁不止，技术防控存在明显短板。第四，复合型人才供给不足，信息化背景下的文化治理需要从业者既要掌握文化理论、政策法规，又要掌握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目前我国文化治理人才结构不合理，传统文化工作者数字素养不高，技术人员缺少文化专业知识积累。非遗数字化和网络内容监管等领域存在着较大的人才缺口，中西部地区及基层文化工作者严重不足，难以满足数智时代复杂的文化治理需求。

三、系统提升信息化条件下文化领域治理能力

从文化治理的理念、机制、技术、人才四个方面现实短板出发，根据国家治理现代化总体目标精准施策、系统发力，全方位释放文化治理的综合效能。一是革新治理思维，树立数智化精准治理理念，抛弃粗放式的管控和一刀切的管理模式，深刻把握数字文化创作与传播的规律，形成事前预防、全程引导、事后优化的全过程治理逻辑。促使治理方式由单向行政管理转向多元协同治理、被动应急处置变为主动价值塑造，并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网络文化生产的全过程中。引导平台对算法参数体系进行重构，依靠算法审计纠偏机制打破“信息茧房”、消除算法偏见，确立技术向善的发展底色。二是完善协同架构，创建多方联动共治体制机制。打破部门条块分割壁垒，建立宣传、网信、文旅、广电、市监常态化联席会议制度，细化各部门权责清单，消解“九龙治水”、权责交叉空白问题。明确政府监管、平台主体、行业自律、大众监督的权责界限，压实平台内容审核、风险防控、社会责任考核，将社会效益纳入平台评级与奖惩体系，培育文化行业协会、公益监督组织，建立线上线下公众监督反馈渠道，调动网民、文化从业者参与监督评议的积极性，真正形成政府管理、平台担责、行业自律、社会参与的多元协同治理格局。三是加强技术支撑，筑牢文化安全的数字防御屏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更加重视运用人工智能、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现代化水平”。加大智能治理技术研发和应用力度，升级 AI内容鉴别、深度伪造识别、舆情实时预警、数据全程溯源系统，以人机协同审核的方式代替纯人工模式，提高海量内容风险发现的速度与准确性。同时，搭建统一的文化大数据资源平台，整合文艺、非遗、文博等数字文化资源，并完善数字版权加密、确权、维权技术工具，形成文化数据分级安全管理机制，封堵数据泄露、盗版侵权技术漏洞。此外，建立完善的技术风险动态评估体系，针对 AI生成内容、虚拟文化产品等新兴业态制定技术管控标准。四是优化培育体系，壮大文理兼备复合型人才队伍。搭建双向培养培训机制，对现有文化领域工作人员、基层文旅从业者开展数字技术、大数据监管实操培训；面向计算机、人工智能专业人才增设文化政策、文艺理论、意识形态课程，打通跨界培养通道。定向扩充网络监管、非遗数字化、数字文博紧缺岗位编制，引导优质人才流向中西部与基层一线。联动高校开设文化数字治理交叉专业，校企联合定向输送实用型人才，夯实适配数智环境的文化治理人才根基。

（刘凯强作者单位：西安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