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融合视域下中国近代文化现代性的生成

中国近代史是传统和现代激烈碰撞、中西交融的宏大画卷。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强力冲击之下，古老的中国社会不得不从原来的运行轨道上脱离出来，开始艰难曲折的现代转型之路，这不单是器物层面的引进和仿制，而且是深层次文化心理和价值体系的重新塑造。从传统内核的分裂到西学东渐的冲击，从“中体西用”的初步尝试到多元融合的最终选择，近代知识分子在古今中西的激烈争论中，逐渐找出了民族文化复兴的道路。通过对制度规范、个体观念、审美表达的系统性重塑，对近代文化转型的内在发展规律进行梳理，分析制度、观念、审美等各方面的现代要素产生机制，完善本土与外来文化兼容共生的转型路径，可以清晰呈现近代文化现代性形成的过程，展示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平稳过渡的全貌。

一、近代文化现代转型的内在逻辑演进

传统内核裂变的价值重构历程。中国传统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一个比较稳定、完备的价值体系，很好地适应了传统农耕社会的运行方式，维持着传统社会的思想秩序和文化格局。进入近代以后，社会结构、生产方式、生存环境都发生了颠覆性变化，原有的伦理观念、价值取向和认知范式因不能适应时代变化而松动，传统文化体系也出现了结构上的裂变。但传统文化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在自我革新和价值重塑的过程中进行了重塑，抛弃了那些陈旧落后、阻碍社会发展进步的内容，保留下来了具有包容性和生命力的精神内核。通过不断的自我调整、自我更新，对传统价值进行筛选、拆解和重组，为现代文化价值的产生留出了足够的空间，这是近代文化现代转型的内在基础。

西学东渐冲击下的思想启蒙轨迹。近代大规模的西学输入打破了本土文化单一发展历史的格局，为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提供了重要的外部推力。西方的科学思想、民主思想、理性精神和社会学说不断涌入，冲击着传统天命观、等级秩序和愚旧的认知，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改变，促使人们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树立起理性的、独立的、开放的现代认识。以维新变法时期的严复译介西学为例。严复翻译《天演论》之后，把进化论学说带入中国，冲破了传统的天命史观，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来警醒国人固守旧制就会被时代淘汰。在此之前，人们普遍相信王朝的兴衰是由天命决定的，尊卑等级是永恒不变的，进化论传入之后，知识分子摆脱了宿命思想，开始从社会规律的角度去探究国家贫弱的原因。普通士人渐渐抛弃愚昧保守的思想，产生自主救国的意识，由原来的固守传统器物转变为寻求制度变革的思想转变，这是晚清思想启蒙的重要转折点。这种思想启蒙，使传统社会的文化生态发生改变，激发了整个社会的革新意识，为文化现代性要素的产生、发展提供了足够的思想土壤，推动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快速转变。

古今中西之争的融合路径抉择。近代文化转型时期，传统和现代、本土和外来思想相互碰撞，造成不断的文化思辨和路径探寻，产生出诸多相互交织的文化争论局面。不同的时期文化思潮就古今延续、中西取舍展开探索，出现固守传统、全盘吸纳、折中调和等不同的发展趋向，表现出曲折反复的文化发展态势。单纯固守传统不能适应时代变化，全盘照搬外来文化就会失去民族文化根基，两种极端模式都无法适应近代文化发展的需要。在不断的思辨和实践探索中，社会渐渐抛弃了片面对立的认识，转而采取兼容并蓄的发展策略，既重视传统文化的传承延续，也重视外来文化的合理吸收。古今中外文化争论最后形成融合发展的主要趋向，确定了守正创新、兼容并蓄的转型基调，为近代文化现代性的有序生成指明了方向。

二、文化现代性要素的生成机制构建

制度层面变革诉求的规范体系确立。近代社会变革不仅体现在思想文化领域，更催生出制度层面的革新诉求，推动传统制度范式向现代制度规范转型。传统的封建制度体系适应古代集权社会发展模式，具有封闭性、保守性、固化性等特点，不能适应近代社会治理的新要求，也影响了现代文化的发展。伴随着社会变革的不断深入，社会各界对于制度革新提出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就需要借鉴西方现代制度理念，结合本土社会实际进行制度改良和体系重构。晚清预备立宪就是制度层面变革的典型事例。清廷被迫派出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回国后参照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把西方的“三权分立”和中国的“君权至上”结合起来，建立了近代中国第一个成文宪法规范体系，开始了从封建专制到现代法制的艰难探索。同时，打破政治、教育、社会治理等各个领域传统制度的束缚，创建出更加开放、科学、规范的现代制度体系。这种制度层面的现代化变革为文化发展提供了稳定制度支撑，规范了文化革新的方向，保证各种现代文化要素可以有序生长、落地普及，筑牢了文化现代性的制度根基。

观念层面个体意识的觉醒进程深化。传统社会重视集体秩序和伦理规范，个体价值、独立意识和自主认知始终被限制，从而产生依附性、固化性的思想特点，阻碍现代人文文化的发展。在近代中西文化交融的大背景之下，平等、自由、独立的现代思想被广泛地传播开来，不断唤醒着社会大众的个体意识，促使其在观念上发生了深刻变革。民众渐渐冲破传统身份束缚和思想枷锁，看重自身价值，自主思考并做出自己的决定，个体主体意识得到全面觉醒。

例如，新文化运动时期，《新青年》杂志发起的“打倒孔家店”运动，陈独秀、胡适等知识分子对封建礼教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提出个性解放，号召青年摆脱“三纲五常”的束缚，追求婚姻自主、人格独立，使个体意识在观念上得到深刻觉醒。个体意识不断加深，使近代社会的人文观念和价值取向发生改变，成为文化现代性的主要精神内核，使近代文化具有了人文性、开放性和自主性的现代基本特征。

审美层面表达方式的革新范式探索。传统的审美以古典诗词、文言文、写意水墨为宗，讲究意境、含蓄、程式化的规范。近代以后，由于中西文化的交融，审美表达有了新的范式。其中，文学领域中的“白话文运动”是审美革新最明显的表现。例如，鲁迅的白话小说用冷峻的笔触来揭露国民性，创造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现代文学语言；诗歌上胡适的《尝试集》开创了白话诗的先河，后来徐志摩、闻一多、李金发等人都从不同的角度探索了新诗的格律和意象；美术领域中，徐悲鸿、林风眠等人把西方的写实技法与传统中国画笔墨相结合，创造出了具有中西融合特征的新式绘画语言。审美层面的范式探寻，不仅是对西方现代艺术形式的借鉴，也是对传统审美资源的重新激活与再造。这种兼具吸收与重构的探索，为中国近代文化注入了更具包容性的审美现代性要素，成为推动中国现当代文化不断前进的内在动力。

三、中西融合视域下的转型路径优化

本土资源创造性转化的价值锚定。近代文化的现代性是以民族文化为根基进行的创新性发展，而本土文化资源是文化转型的价值根基。创造性转化的核心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是“精华”和“糟粕”的判定标准不能僵化，而应该放在现代性的角度上重新审视。价值锚定的任务，就是在传统文化资源中找到那些可以与现代性对接，能够为现代文化提供支撑的价值要素。例如，儒家思想中的“仁”可以变成普世伦理的基础，“和为贵”可以变成处理国际关系的原则，“天下为公”可以与民主观念对话。创造性转化是把传统价值从原有的制度语境中剥离出来，通过现代阐释赋予其新的意义。该工作首先要依靠学术研究，整理国故、考辨源流，弄清楚传统价值的最初含义及演变过程。其次，根据近代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重新阐释传统价值，使传统价值回应现代社会的文化困境，实现传统与现代的衔接。创造性转化的价值锚定使文化现代性的产生有了文化连续性，使中国的现代文化有了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的独特气质，为中西文化的融合转型筑牢了民族文化根基。

外来要素选择性吸纳的边界厘清。中国近代文化的现代性并不是对西方文化的全盘照搬，而是在保持自身民族文化根基的基础上，对外来文化要素进行有选择性的吸收。这里的边界首先是文化主体性的边界。任何外来文化元素的加入都要为中国的本土文化发展服务，不能代替本土已经存在的价值体系，在引入过程中消解民族文化主体性。其次就是现实适配性边界，要结合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阶段、社会结构和文化语境，筛选出能够回应中国实际问题、可以与中国本土文化要素对接融合的内容，排除不符合中国发展需求、与本土文化根基难以相容的部分。例如，孙中山先生所提的“三民主义”就是厘清外来因素吸纳边界的典范。他没有完全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而是以中国的传统“天下为公”为基础，选择性吸收了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思想，将其创造性地转化为“民族、民权、民生”，既保留了民族文化主体性，又准确回应了中国反帝反封建的现实需要。厘清边界，不仅可以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提供新的要素支持，也可以防止盲目照搬西方文化模式所造成的文化错位、主体性消解，使外来文化元素真正融入到中国文化之中，成为促进中国近代文化现代性生成的积极力量。

兼具民族世界双重属性的特质凝练。中西融合视角下中国近代文化现代性的最终成果是凝练出具有民族性、世界性的文化特质。民族性使中国现代文化具有文化身份认同功能，世界性使中国现代文化具有跨文化沟通能力，两者相结合就是中国现代文化成熟的表现。在转型推进过程中，要始终坚守民族性的根基，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中汲取核心精神基因，融入现代文化创建进程。同时，在文化包容方面也要主动敞开大门，吸纳世界范围内的优秀文化现代性发展成果，冲破文化封闭所造成的限制。依托这种双重属性的文化特质，中国近代文化既可以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在世界文化格局中占据重要位置，又可以参与到世界现代文化的发展进程中来，为自身文化现代性的生长开辟新的空间，也为世界文化现代性的多元发展提供中国经验。

近代文化的现代性生成依靠自身特有的内在演进逻辑，在传统价值裂变和西学思想启蒙的双重影响之下，走出了契合本土国情的融合发展之路，从制度规范、思想观念、审美表达等各方面产生了现代性文化要素，形成了完整的现代文化发展体系。通过锚定本土文化价值、厘清外来文化吸纳边界，提炼出民族性与世界性并存的文化特质，能够很好地解决古今中西文化发展矛盾，完成传统文化的现代重塑，为近现代中国文化的创新发展、中外文化良性互动奠定坚实基础。

【康婉盈系深圳大学助理教授、硕士生导师，“鹏城孔雀计划”特聘岗位人才；张莹系深圳大学硕士研究生；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022年度学科共建项目《近代伦敦会在粤港澳地区的传播及其本土适应研究》（项目号：GD22XSH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