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方启蒙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研究

近代以后，西学东渐的浪潮席卷了中国，西方启蒙思想作为重要的外来思想资源，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而逐渐传入中国，成为近代中国思想变革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彼时中国正处在救亡图存的重要关头，传统的思想体系受到冲击，先进的中国人急切需要寻找新的思想武器来解决国家的积贫积弱问题。西方启蒙思想中的自由、民主、平等、进化论这些观念，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的思想需求和变革要求，但它们的流传和被接受，并不是单向度的输入，而是经历传入选择、碰撞融合、扎根转化的全过程。西方启蒙思想不断与中国本土文化、社会现实相融合，实现了概念、议题、体系的本土化再造，既促进了近代中国思想解放和社会变革，也为中国的现代思想发展打下了基础，体现了外来思想与本土语境融合的内在逻辑和时代价值。

传入与选择：西方启蒙思想的中国化初构

西学东渐背景下思想传入的多重渠道。西学东渐时期，西方启蒙思想通过诸多途径传入中国，为其中国化初构打下了根基，也让不同群体得以接触、知晓启蒙思想。这些传播渠道具有多元化的特点，并且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完善。传教士是启蒙思想最初传入中国的媒介，他们传教的同时翻译西方书籍、创办报刊，把西方启蒙思想中平等、自由等基本理念悄悄地传入中国，使一些先进士大夫开始接触外来思想。留洋群体成了传播的主要力量，大批留学生远赴欧美、日本求学，直接接触西方社会和启蒙思想，回国后通过写文章、办学堂、办刊物等形式，系统地介绍西方启蒙思想的主要内容，扩大了传播范围。此外，新式学堂的建立、西方书籍的大量翻译出版、民间社团的宣传等，使启蒙思想得以流传到社会各个阶层，从上层知识分子传达到普通民众，为后来的筛选、解释和本土化转化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促进了启蒙思想在中国的初步传播和认知。

救亡图存现实需求对传播内容的筛选。近代中国遭遇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救亡图存成了时代话题，这样的现实需要直接决定着西方启蒙思想传播内容的选取方向。西方启蒙思想内容丰富，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各个方面，但是传入中国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内容都被同等重视，而是被先进中国人根据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进行了选择性传播。当时国家积贫积弱、主权丧失，人们最迫切的需求就是寻求强国富民、抵御外侮的思想武器，因此启蒙思想中与国家发展、社会变革有关的内容，成为传播重点。例如，进化论中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民主思想中的民权、宪政理念。而那些与救亡图存无关的内容就被弱化或者忽略了。救亡图存现实需求对传播内容的筛选是根据中国社会的现实困境进行的，体现了先进中国人对于思想资源的理性选择，也使西方启蒙思想从传入之初就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成为服务于救亡图存的思想工具，为其后续的本土化转换奠定了现实基础。

翻译诠释过程中概念的本土化转换。西方启蒙思想在传入中国的时候，翻译和诠释成了启蒙思想中国化初构的重要环节，先进中国人在翻译诠释的过程中，把启蒙思想的核心概念进行了本土化的转化，使其更符合中国的文化语境和社会认知，便于国人理解并接受。但由于中西方文化差异大，西方启蒙思想中的一些核心概念，比如“自由”“民主”“民权”等，在中文中没有完全对应的词汇，如果直接直译，不仅不能被国人理解，还会造成认知偏差。因此翻译者在翻译时会根据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对这些概念进行适配性的解释和转换，把“民权”与中国的民本思想结合起来。例如，用国人熟知的“民本”来解释“民权”的含义；把“自由”与国家独立、个人解放联系起来，赋予它符合救亡图存需要的新意义。同时，在诠释过程中加入中国的社会现实和价值观念，对启蒙思想的概念进行适度改造，使其能够适应中国的思想土壤，实现启蒙思想概念的本土化发展，为后来中西思想的碰撞融合创造有利条件。

碰撞与融合：中西思想的对话与再造

传统学术资源与西方思想的视域融合。西方启蒙思想传入中国之后，不可避免地与中国传统的学术资源发生碰撞，但是这种碰撞并不是对立的、冲突的，而是在碰撞中逐渐实现视域融合，成为中西思想对话和再造的基础。中国传统学术资源丰富，包含民本、仁政、经世致用等许多思想，这些思想同西方启蒙思想中的一些内容有相似之处。先进中国人在接触西方启蒙思想时，依靠传统的学术资源来解读西方启蒙思想的主要内容，用传统的民本思想来解释西方的民权思想，用经世致用的思想来对接西方启蒙思想中的实践精神，使西方启蒙思想更易被国人所接受。同时，以西方启蒙思想为参照，反思传统学术资源的不足，对传统思想进行适度改造，抛弃其中落后保守的部分，吸取其中合理的部分，实现传统学术资源的创新发展。这种视域融合保留了中国传统思想的特色，也吸收了西方启蒙思想的合理部分，使中西思想产生良性对话，为思想体系的再造打下了基础。

现实问题关切对启蒙议题的聚焦强化。近代中国面临的主要现实问题有民族独立、政治革新、民生改善等，这些问题直接决定了启蒙问题的焦点，使启蒙思想的传播和接受一直围绕着中国社会实际问题展开，实现了思想与现实的深度对接。先进中国人在传播和接受西方启蒙思想的时候，并没有直接照搬西方的启蒙议题，而是根据中国的现实问题，对启蒙议题进行了调整和加强。例如，民族危机严重时，加强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讨论，激发了国人的民族意识；面对政治腐败、主权丧失的问题，加强了民权、宪政的启蒙讨论，呼吁政治改革；基于民生困苦的现状，关注启蒙思想中与民生有关的理念，探寻强国富民之路。将启蒙问题加以突出和加强之后，西方启蒙思想就变成了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思想指南，也促使中西思想展开了深层次的交流与再造，更加具有现实指向性。

思想体系重构中中国特色的自觉融入。中西思想碰撞融合的结果就是思想体系的重构，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特色的自觉融入成为西方启蒙思想中国化的体现，也使重构后的思想体系更加符合中国的社会需求。先进中国人在传播和接受西方启蒙思想的过程中，渐渐认识到，单方面地照搬西方的思想体系，不能适应中国的社会现实和文化环境，必须进行思想体系的再造，才能实现思想体系的创新。他们把西方启蒙思想当作框架，联系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社会现实和时代需要，自觉地把中国特色元素融入进去。例如，把传统民本思想、经世致用理念融入到西方民主、自由思想体系当中，把救亡图存的时代诉求融入到进化论思想当中，从而形成了一种带有中国特色的启蒙思想体系。中国特色的自觉融入既保留了西方启蒙思想的核心内涵，又赋予了它中国特色和时代价值，实现了中西思想的有机融合，推动了西方启蒙思想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和接受，为其后续与中国社会的深度融合打下了思想基础。

扎根与转化：启蒙思想与中国社会的深度融合

从观念引进到制度实践的落地转化。西方启蒙思想在中国的传入、传播、接受，最后实现了从观念引进到制度实践的落地转化，这是西方启蒙思想与中国社会深度融合的重要标志，也是启蒙思想的实践价值。最初西方启蒙思想的传播只是观念引进，先进中国人通过翻译、宣传把启蒙思想的核心理念传到国内，唤醒国人的思想意识，促进思想解放。随着思想传播的不断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单纯的观念启蒙已经不能改变中国的困境，只有把启蒙思想转化为具体的制度实践，才能实现社会变革。因此，先进的中国人把启蒙思想中民主、民权、宪政等理念用到了社会变革的实践中，戊戌变法实行君主立宪制，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民主共和政体，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和科学，推动了思想文化的革新。这些实践活动把西方启蒙思想的观念变成具体的制度设计和社会行动，把启蒙思想从观念变成实践，也把启蒙思想真正扎根到了中国社会中，成为了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

精英思想向大众意识的逐步渗透。西方启蒙思想在中国的扎根和转化，还表现在它从精英思想向大众意识的逐步渗透，冲破了最初只在先进知识分子中流传的限制，成了影响广泛的大众思想。最初西方启蒙思想的传播主要依靠少数先进知识分子，但是随着传播渠道的不断拓宽、传播内容的不断本土化，启蒙思想也开始慢慢渗透到大众当中。新式学堂教育、报刊杂志宣传、民间社团活动、社会变革实践等都使得启蒙思想中的自由、民主、平等思想被普通民众所认识并接受。尤其是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社会变革，使启蒙思想得以广泛地传播到普通民众之中，使人们摆脱了封建思想的束缚，树立起了新的思想观念，产生了民族意识和民主意识。从精英到大众的渗透，启蒙思想真正扎根在了中国社会的土壤里，实现了与中国的深度融合，也为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打下了思想基础。

外来资源在中国现代思想中的有机沉淀。西方启蒙思想与中国社会深度交融的最终结果，就是它成为外来思想资源，在中国现代思想中实现有机沉淀，成为中国现代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西方启蒙思想传入中国以后，经过传入选择、碰撞融合、扎根转化的完整过程，已经不是单纯的外来思想，而是成为了与中国传统思想、社会现实深度融合，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价值的思想，逐渐融入到了中国现代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其核心理念民主、自由、平等、进化论等经过本土化改造之后，成为了现代思想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对中国的现代思想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启蒙思想所引发的思想解放，为中国现代思想的创新发展赋予了动力，促使先进的中国人持续探寻契合中国国情的思想道路，推进中国现代思想体系的塑造与完备。有机沉淀既表现出了西方启蒙思想在中国传播和接受的效果，又表现出外来思想与本土语境融合的内在规律，给后来中国思想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借鉴。

近代西方启蒙思想在中国的传播，经历了传入选择、碰撞融合、扎根转化这三个阶段，其始终以救亡图存的时代诉求为动力，与中国的本土文化、社会现实相结合。从传播渠道的拓宽、内容的选择、中西思想的对话再造、观念向实践的转化、观念向大众的渗透，启蒙思想逐渐走向中国化，成为近代中国思想解放、社会变革的推动力量，其有机沉淀到中国现代思想中去，既体现出外来思想同本土语境相融合的价值，又为中国的现代思想发展打下了基础，留下了深刻启示。

【康婉盈系深圳大学助理教授、硕士生导师；“鹏城孔雀计划”特聘岗位人才；张莹系深圳大学硕士研究生在读；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022年度学科共建项目《近代伦敦会在粤港澳地区的传播及其本土适应研究》（项目号：GD22XSH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