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改革报社记者季晓莉

随着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对外开放所涉及的规则范围大幅拓展，包括了数据、创新、金融等方面的边境后规则。这些领域持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是制度型开放的重点所在。《浦东新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3—2027年）》如何体现制度型开放？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新兴经济体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李大伟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进行了解答。

记者：您对浦东新区的综合改革试点方案对外开放领域的改革力度如何评价？

李大伟：此次浦东新区综合改革试点，是按照制度型开放理念，统筹“边境后”和边境领域规则，扩大对外开放的一次重要探索，在对外开放领域的改革力度是非常大的，具有很多亮点。

具体而言，一是明确将制度型开放作为综合改革试点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新时期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日益紧密的联系；二是突出强调完善数据等新型要素交易、管理和跨境流动机制，为我国开展高水平的数字经济开放合作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探索；三是突出强调在科技创新和人才领域的开放合作，提出了探索面向全球的前沿技术攻关机制、设计和牵头发起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支持符合条件的外籍人才担任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及临港新片区、张江科学城的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法定代表人等一系列重大创新性举措。

记者：统筹“边境后”和边境领域规则对我国政府的工作模式有什么挑战吗？在体制机制改革上要做出怎样的改变？

李大伟：在人工智能等颠覆性技术正在不断突破的大背景下，数据和人才在生产要素中的地位日益提升。而推动这两类要素优化配置并转化为先进生产力，特别需要“边境”政策和“边境后”政策的配合，进行系统性的体制机制设计。此次浦东新区综合改革试点正是在此方面具有明显的亮点。

统筹“边境后”意味着更多部门要进一步增强国际思维和国际视野，主动了解、学习和扬弃国际高标准规则。有些规则和条例有可能在具体的专业领域是最优解，但在系统性全局的角度，就有可能不是最好的解决方案。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意识到，对外开放相关制度的覆盖面是越来越广了。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对外开放合作主要以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为主，大家关注的焦点是边境政策。但现在我国开放的重点逐渐转向技术、人才、数据等要素，这些要素的优化配置既需要国内高水平的制度设计，也要与国际高标准规则对标。例如，高素质人才能否很好地转化为新质生产力，不仅仅是产业主管部门的事，也和科技、教育等部门的管理密切相关，这就显现出统筹各个领域改革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