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全国人民积极响应，投身战“疫”。这场战“疫”是自“二战”以来全球最大的公共卫生危机事件，引起全世界的高度关注。在我国，最早爆发地是在湖北武汉华南海鲜市场，二次爆发地是在北京新发地市场，基于此，农产品批发市场（以下简称“农批市场”）被推上风口浪尖。

疫情期间，农批市场有效保障居民生活必需品供应，成为农产品保供稳价的重要渠道。但疫情的爆发和反弹，也暴露出农批市场存在基础设施落后、管理理念与能力落后以及农产品流通安全监管不力等问题。近日，消费日报社社长、总编辑李振中博士接受专访，解读农批市场转型升级路径。

社会诉求难支撑

传统农批亟须升级

以北京新发地市场为例，经过30多年的发展，已成为北京乃至亚洲交易规模最大的专业农产品批发市场，承担北京80%以上的农产品供应，但仍以“谁投资、谁管理、谁受益”的管理原则，市场管理现代化水平低、农产品流通安全监管差，属于“只提供交易场所，只搞经营管理”的单一服务的初级市场。

对此，李振中指出，从规划设计的角度看，传统农批市场基础设施落后、人口密度大，无法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且一定程度上仍属于区域性“自给自足”的盈利性市场，缺乏对农批市场现代化基建升级的有效规划与建设。

从市场监管角度看，传统农批市场以收取“摊位费”“物业费”为主，缺乏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理念与体系的构建。而政府主要参与市场公益性功能建设管理，对市场私益性功能管理的介入不足，缺乏对市场内部商户准入标准管理、流动人员健康信息管理以及市场环境管理的监管，因此传统农批市场的发展存在严重安全隐患。

从信息化角度看，传统农批市场智慧物流体系、追溯体系、产地溯源编码体系不健全，在农产品安全问题上容易出现失察与失控局面。

从应急管理角度看，传统农批市场缺乏应急管理的法律法规以及对应急突发事件的有效监管和指导，若遇突发事件，市场无章可循，容易导致应急机制失调甚至瘫痪。

“不过新发地市场紧急休市，北京仅有部分生鲜食品出现短时供应紧张，随后便快速恢复供应。这主要得益于相关部门迅速反应、快速行动、调动力量、整合资源，在极短时间内组织建立了特殊时期供货渠道，保供稳价稳市场，推动连锁超市、电商平台等重点流通企业按日常2倍量组织蔬菜货源；当然这次北京市场的快速反应更得益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在紧急时刻发挥的重要作用，大幅增加周边城市的蔬菜直采量。”对于北京的成功战“疫”经验，李振中表示肯定。

化挑战为机遇

建设新型农批市场

据了解，目前国家发改委会同北京市、河北省指导设立的河北新发地中转站已具备成熟的交易运营基础，2小时物流配送范围可覆盖北京市所有主城区，作为北京周边的一级中转批发市场，保障北京蔬果供应价值得以凸显。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深入推进，北京市内二级批发市场已陆续取消零售业务，京津冀农产品供应的格局在后疫情时代也开始发生改变。那么，日后北京农批市场转型升级到底需要在哪些方面下功夫？如何快速实现农批行业提质降本增效？

为此，李振中深入分析农批市场规划设计、管理运营、应急处理机制的经验特征，为提升农批市场转型升级给出建议。

首先，农批市场的建筑规划设计要实行物流商流分离、批发零售分离，空间设计采用垂直化空间利用的理念；其次，市场管理要采取一体化信息管理体系，以先进的信息技术为辅助，通过在市场用户中使用信息技术，实现所有市场信息的共享、链接和传播；再次，市场定位应该是公益性农产品流通平台，受市政府直接领导与监管、市场食品安全监管理念呈现出“依法监管”“政府有限介入”“企业自律”的特征、要配有规范且严格的食品溯源体制；最后，农批市场的应急管理水平得益于完善的信息一体化平台系统与权责分明的预警机制，一旦某个产品或市场出现食品卫生安全事件，信息会在第一时间录入预警系统，食品溯源调查程序随即启动。

此外，目前我国老旧农批市场较多，建设初衷是大中城市为了解决农产品的销路问题和居民的日常生活，是最直接的诉求，符合当时历史条件。新时代，社会对农批市场的要求已经发生改变，食品安全、环保、营养每个细节都考验着农批市场的管理把控能力，而老旧农批市场显然无法支撑新时代的社会诉求。

李振中指出，北京城市发展一日千里，批发市场理应与时俱进，若将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外迁，利用“互联网+”时代的技术契机，布局一个全新的专业的智慧型的农批市场，不仅可以更好地解决商户的经营和发展，也是对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积极探索。

总之，农批市场的转型升级不能靠企业一己之力，要政企合力。建议政府可以更多介入，甚至成为农批市场的一部分，下派管理干部走进农批一线，合力建立以供应链管理、食品安全溯源为基础的政府大数据平台，努力实现多元化服务功能、智慧化运营功能和规范化管理功能为一体的建设目标，解决政府监管难题，打造新型现代化农批市场，服务智慧城市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