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单船出海到舰队协同

上海外国语大学企业出海联合研究院特邀研究员韩俊克谈央企涉外服务生态如何筑牢大湾区制度型开放底座

【编者按】制度型开放走到深处，比拼的不再是某一家企业“敢不敢出海”，而是区域能不能把央企全球经营网络、香港国际规则接口、珠三角产业腹地织成一张可共享、可监管、可复制的涉外服务网。大湾区涉外服务平台正成为央地港澳协同、服务企业“走出去”的关键节点。

2025年，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总量突破15万亿元，稳居全球湾区第一梯队；2026年上半年，大湾区内地9市进出口保持高位增长，外向型动能持续走强。另按长期口径，中央企业承担着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约七成、对外承包工程约六成业务，截至2025年上半年境外资产规模已超8万亿元，项目分布在18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6年1—7月，全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5284.3亿元，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7012.8亿元。当“湾区产业体量”与“央企全球网络”被系统性打通，中国企业出海的逻辑正在改写：从“各自找船、各自探路”，转向体系化协同。

近日，本网专访上海外国语大学企业出海联合研究院特邀研究员韩俊克，围绕央企涉外服务生态、规则衔接、跨境金融、全球供应链、国际科创与境外风险监管展开对话。看这套生态如何把“国家能力”转化为中小企业用得起的公共服务，也为全国统一大市场下的涉外服务供给提供“湾区方案”。

金句

——“央企链主领航，香港规则护航，珠三角制造续航。”——韩俊克（上海外国语大学企业出海联合研究院特邀研究员）

从“央企出海”到“生态出海”：改革逻辑变了

记者：韩老师，平台推动的“央企涉外服务生态体系”，和普通意义上的“央企出海”到底有什么不同？

韩俊克：核心在“生态”两个字。央企出海，过去更多是央企自己拿项目、建工程、管资产；我们现在做的是把央企在全球积累的网络、风控、融资、供应链、争议解决能力，转化成区域公共产品。

大湾区特殊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法域、三个关税区”。企业跨境经营最大成本，往往不是运费和原料，而是规则距离。涉外服务平台要以央企链主资源为牵引，把香港法律会计仲裁、港澳专业机构、珠三角港口物流、地方国资平台、市场化服务商串起来，覆盖企业从境外投融资、合规、物流，到技术合作、标准对接、风险处置的全生命周期。

不是再建一个封闭平台，而是把既有能力接进区域开放体系，让中小企业也能用得上。 

领航、护航、续航：为什么只能在大湾区同台

记者：为什么这件事必须放在大湾区做，而不是其他区域？

韩俊克：因为大湾区是中国少有的、同时具备三类优势的区域。香港有国际金融、离岸人民币、普通法仲裁、航运融资；招商局、华润、中国旅游集团、紫荆文化等央企总部在香港，大批央企在前海、南沙、横琴布局区域总部与涉外服务平台；珠三角有制造、转化、外贸和供应链场景。

2025年大湾区经济总量突破15万亿元，2026年上半年内地9市进出口保持两位数增长态势；按长期口径，央企承担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约七成、对外承包工程约六成，境外资产超8万亿元、遍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边是庞大外向型市场主体，一边是央企成熟海外能力，天然就是制度型开放试验田。

跨境金融耦合：把央企信用变成中小企业通道

记者：跨境金融上，涉外服务平台和香港离岸市场怎么耦合？

韩俊克：香港是国际金融与离岸人民币枢纽。国家电网、中国国新等央企在港发行境外人民币债券；招商永隆银行等驻港央企金融平台参与“跨境理财通”“债券通”“互换通”。截至2026年上半年，“跨境理财通”参与投资者超18万户、资金汇划1403亿元；2025年债券通北向成交9.7万亿元。

我们推动的是能力外溢：不仅服务央企海外项目，也向地方国企、民营制造企业开放。企业可以在香港做海外融资、跨境资金归集、外汇风险对冲。中小企业最怕“钱出得去、回不来、锁不住”，这套生态就是把央企信用和香港流动性，变成中小企业出海的低成本通道。

规则衔接是硬骨头：让香港普通法成为“制度接口”

记者：您反复讲“规则衔接”，这是不是最难的改革点？

韩俊克：是。跨境经营最大成本往往不是资金成本，而是制度成本。香港作为普通法司法管辖区，拥有与国际接轨的商事法律、仲裁与争议解决体系，其法律、会计、仲裁专业服务是央企涉外生态最具价值的制度元件。

目前533名港澳律师获准在内地执业，619名港澳工程专业人士取得内地职称，深圳国际仲裁院境外仲裁员占比超(36%)。前海、河套、横琴在推进专业资格互认和跨境数据试点。

我们的思路是：央企把香港普通法资源用熟了，再把经验做成工具包，给地方国资、民企、涉外机构直接用。让香港专业服务从“服务央企”走向“服务全国企业出海”。

供应链+科创：硬联通补软服务，基础研究接产业化

记者：供应链和科创两块怎么落？

韩俊克：供应链上，招商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超1.5亿标箱，联动广州港、深圳港；香港提供航运融资、船舶经纪、海事保险、物流管理。我们推动央企多式联运、海外仓、全球港口网络向外贸企业、跨境电商、地方物流企业开放，帮中小主体对冲“断链”风险。

科创上是“港澳基础研究+湾区工程转化+央企产业化”。中国散裂中子源、中广核华龙一号、中国移动港澳联合实验室都在湾区，广东跨境科研经费拨付港澳累计超6.5亿元。我们要推动港澳高校、内地民企、央企平台联合攻关、共定国际标准，让科研成果跟着央企海外工程走向全球，而不是“结题即封存”。

三方关切交汇：央地港澳同盯一个节点

记者：驻港中联办、香港特区政府、国务院国资委为什么都关注这个生态？

韩俊克：三方关切叠在同一个点上。

驻港中联办和香港特区政府关心，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怎么落地——离岸人民币、绿色金融、家族办公室、国际仲裁、专业服务，需要央企项目和湾区产业给它续业务。

国务院国资委关心，央企国际化经营不能摊大饼，境外国资要可监测、可预警、可处置。2026年4月国务院国资委新设境外国资工作局，大湾区正是央企“走出去”的后方中枢和境外风险防范练兵场。

香港特区政府关心，引进重点企业、发展总部经济、推动专业服务进内地、去“一带一路”。央企集聚的涉外服务能力，正好给香港财资中心、专业团体提供生态支撑。

所以这个涉外服务平台不是单边机构，而是央一地一港一澳协同的改革节点。

先破“看不见”和“接不上”：改革三件事

记者：您材料里列了六类风险：多法域监管、数据分散、人才缺口、区域失衡、地缘风险、协同竞争张力。改革先动哪一块？

韩俊克：先动“看不见”和“接不上”。

“看不见”——央企涉外服务供给、港澳机构承接量、地方企业需求没有统一台账，政府配置资源容易盲配。“接不上”——港澳专业人士来了，但和地方产业项目匹配慢；央企有海外风控手册，中小企业看不懂。

我们接下来做三件事：一是建区域“走出去”综合服务驿站，法律、金融、税务、物流、合规做成菜单式公共服务；二是做涉外服务底数台账和中小企业跨境合规工具包；三是在前海、南沙、横琴扩大专业资格互认、跨境数据、争议解决试点。先把“能执业”变成“真接单”，把“有平台”变成“有入口”。

给三类主体的提醒：别单飞，先搭架构，做增值人

记者：对地方国资、民企、香港专业机构，您分别说什么？

韩俊克：对地方国资：别盲目单飞，用央企海外渠道和风控体系，做项目联营、联合风控、共享海外服务外包。

对民营企业：出海前先搭交易架构，主动用香港律师、会计师、仲裁员，把学费交在咨询费里，别交在罚单和资产冻结里。

对香港专业机构：别只接央企单，要把法律、会计、仲裁、资管嵌进央企涉外链条，一起面向东南亚、中东、拉美输出一体化方案。香港从“超级联系人”升级为“超级增值人”。

一句话定性：从产业基地到国家级涉外枢纽

记者：请用一句话给这套生态定性？

韩俊克：大湾区要从外向型产业基地，升级为国家级涉外服务枢纽——央企链主领航，香港规则护航，珠三角制造续航，让中国企业不是单船出海，而是舰队出海。

我们做的工作，说到底就是：把国家能力、香港优势、湾区产业，织成一张企业用得起、政府管得住、海外走得通的涉外服务网。

记者手记：

开放深处，拼的是“服务底座”

调研中一个细节很说明问题：前海有港澳律师执业，河套推跨境科研，南沙做跨境数据，横琴做规则衔接，但企业端仍常感觉“平台很多、入口很少”。大湾区不缺开放口号，缺的是“出海前台”。我们的价值，不在于再挂一块牌子，而在于把央企、香港、珠三角原本平行的能力，压成同一张服务底图。

制度型开放走到今天，比的不是谁项目多、谁码头大，而是谁把规则、资金、物流、人才、合规真正接到了企业身上。央企把海外能力共享出来，香港把普通法接口打开，珠三角把产业和转化端顶上去——这张网织成了，中国企业出海就从“凭运气”变成“有体系”。

开放看场景，改革看底座。把央企海外能力变成区域公共品，才是这道题真正的分量。

（深改观察组   赵立东  叶仕春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