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体制改革 释放数字经济发展动能

数字经济是以数据资源为关键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主要载体、以数字技术融合应用为核心特征的新型经济形态。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数字经济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重塑了传统产业格局和商业模式。然而，当前我国经济体制仍存在市场壁垒、要素流通不畅、制度供给不足等问题，难以充分释放数字经济的潜力。推动经济体制改革，既是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关键路径。通过深化体制改革，能够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激发创新活力，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保障，进而提升国家竞争力。

推动技术融合创新，夯实数字经济发展根基

技术融合创新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只有打破技术壁垒、促进跨界协同，才能筑牢数字经济的根基。

加大基础技术研发投入。重点突破人工智能、区块链、量子计算等前沿领域的关键技术。通过设立国家级实验室、实施“揭榜挂帅”机制，集中优势资源攻关关键核心技术。同时，完善“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机制，支持龙头企业联合高校建立创新联合体。

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重点支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培育智能制造新模式。借鉴德国“工业4.0”经验，建立示范工厂和标杆企业。在农业领域推广智慧农业应用，服务业支持在线教育、远程医疗等新业态发展。

构建开放共享的技术生态。鼓励大企业开放技术平台。支持开源社区建设，完善开源软件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加强国际技术合作，参与全球技术标准制定。

完善创新激励机制。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探索适应数字经济特点的新型保护模式。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提高科研人员收益比例。通过以上措施，建立起完善的数字技术创新体系，为数字经济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优化市场经济制度，激发数字经济主体活力

健全的市场制度是释放数字经济活力的关键，需要从多个维度推进系统性改革。

在准入机制方面，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全面推行“证照分离”改革，对新业态实施包容审慎监管。可借鉴深圳经验，建立数字经济企业“白名单”制度，对合规企业给予“绿色通道”待遇。同时，完善经营主体退出机制，简化注销程序，实现企业“进退自如”。

在竞争政策领域，建立健全数字经济反垄断监管体系。重点规范平台企业的数据收集和使用行为，防止通过算法合谋、流量挟持等手段破坏市场竞争。同时，完善经营者集中审查制度，将数据资产纳入并购审查考量因素。

在财税金融支持方面，构建差异化政策体系。对初创期数字企业给予所得税减免，对研发投入实施加计扣除。设立数字经济专项引导基金，完善投贷联动机制。探索知识产权证券化等新型融资模式，破解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

在监管创新方面，推进“监管沙盒”试点。选择重点领域开展容错试错，建立动态调整的监管规则。完善“触发式”监管机制，对低风险业务实施备案管理。同时，加强跨部门协同监管，建立联合惩戒机制。

在标准体系建设上，加快制定数字经济各领域技术标准和行业规范。支持龙头企业牵头制定团体标准，推动标准国际化。建立标准动态更新机制，及时回应技术发展需求。

在营商环境优化方面，完善数字经济统计监测体系，建立企业信用评价机制。推进“互联网+监管”，减少现场检查频次。加强政企沟通，建立常态化意见反馈渠道。通过以上制度创新，可以显著降低数字经济主体制度性交易成本，激发各类经营主体创新活力，为数字经济发展营造更加开放、包容、有序的市场环境。

完善要素流通机制，构建数字经济协同生态

数据要素的高效流通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需要构建系统化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

在数据确权方面，建立“三权分置”的数据产权制度框架，区分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和数据产品经营权。在数据交易市场建设上，要推动形成多层次的数据交易体系。支持区域性数据交易场所创新发展，培育一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数据商和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同时，要完善数据资产评估、登记结算等配套服务体系。公共数据开放共享需要进一步深化。建议制定公共数据开放条例，建立统一开放的公共数据资源目录。重点推进医疗、交通、环保等领域的数据开放应用示范。

在跨区域协同方面，完善“东数西算”工程的配套政策。建立跨区域算力调度机制，推动形成全国一体化的算力网络体系，数据安全保护体系需要同步完善。加快隐私计算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推广联邦学习、安全多方计算等新型技术路径。建立数据跨境流动的安全评估机制，在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同时，要健全数据要素市场的监管框架，防范数据垄断和不当竞争。

人才要素的流动同样重要。要破除数字人才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建立柔性引才用才机制。支持校企共建数字经济人才培养基地，完善数字技能认证体系。通过要素市场的整体优化，最终形成数据、技术、人才等要素高效配置的数字经济生态系统。

数字经济时代的改革是一场涉及技术、制度、要素的深层次变革。通过技术融合创新夯实基础、优化市场制度激发活力、完善要素机制构建生态，三者协同发力，方能破解当前体制性矛盾。这一过程需要政府精准施策、企业主动求变、社会广泛参与，形成“技术突破—制度适配—生态繁荣”的正向循环。唯有如此，才能将数字经济的理论优势转化为实际动能，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持久动力，为全球数字经济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作者系中共朝阳市委党校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