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晓莉

1999年7月，我在江苏省如东县参加高考。

那年5月发生了一件大事，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美国导弹轰炸，3名驻外记者成为死难者。在电视上，我们看到北京高校学生到美国驻华大使馆门前游行示威。

作为一名高三文科生，这一事件直接影响了我的高考志愿填报——我选择了在北京读大学，选择了新闻专业，选择了一份可以传递社会正义、促进社会进步的职业。

高考三天，家乡大雨滂沱，空气清新凉爽。每场考试结束，爸爸就骑自行车来接我回家。那年正是荔枝这种南方水果开始在江苏小镇普及的时候，回家路途中，我和爸爸到小摊称上两斤荔枝，回家吃这红壳白囊的南国水果。

当年的作文题目是《假如记忆可以移植》，我在试卷上觊觎着李白的才华、爱因斯坦的头脑，幻想着伟大的文学家、科学家能把他们的记忆移植给我，写得洋洋洒洒，但出了考场一对题才发现，开头的选择题我几乎全错，严重影响考试心情——爸爸整整开导了我一中午。还好我调整了心态，数学拿了一个很高的分数，英语、历史、政治都正常发挥。

这一年，似乎江苏省大部分人都没有考好，再加上赶上头一回估分填报志愿，导致当年几乎所有高校录取分数线在江苏都比往年低了几十分。有幸运儿捡到漏，去了清华大学；也有倒霉蛋儿因为过于保守，没能去到与分数相称的学校。

填报高考志愿前，大学招生海报挂满了教室。如果在互联网发达和交通便捷的今日，选择学校前大可去学校实地探访，或者轻易搜罗到亲历者的见闻。但在1999年，我们能看到的除了海报，就是填报志愿的学校名录；能听到的，只有老师或家人的只言片语所透露出来的偏好。

不过，高考很快就过去了。时代没有给我多余的缓冲时间，就把我抛向更大的战场。暑假，我到县里某培训班学计算机入门，以及五笔输入法，“21世纪一定要学会计算机和汽车驾驶”，在那时候已经成为不少人的共识。

1999年，高考把我从小县城带到首都，在打碎我原有认知的同时，又重塑我的精神内核，这场“文化休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1999年，既是我跨入成人门槛的第一年，也是我跨入互联网时代的第一年，世界加速前行，个人是那么渺茫且容易被甩出。

24年过去了，当时的那种新鲜感和无力感还历历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