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加强和改进行政区划工作的意见》提出，要把历史文化传承保护放在更重要位置，稳慎对待行政区划更名，不随意更改老地名。

      中国发展改革报社记者 明 慧

6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加强和改进行政区划工作的意见》。会议强调，行政区划的重大改革、重要政策、重大调整由党中央研究决策。要加强战略性、系统性、前瞻性研究，组织研究拟定行政区划总体规划思路，提升行政区划设置的科学性、规范性、有效性。要把历史文化传承保护放在更重要位置，稳慎对待行政区划更名，不随意更改老地名。要坚持行政区划保持总体稳定，做到非必要的不调、拿不准的不动、时机条件不成熟的不改。

业界认为，会议要求“把历史文化传承保护放在更重要位置，深入研究我国行政区划设置历史经验，稳慎对待行政区划更名”等表述，意味着有关方面将通过加强和改进行政区划工作，约束行政区划“调整权”，为有历史文化价值的老地名撑起“保护伞”。也意味着一些地方任性改地名的行为将有望被纠偏，更预示着以保护历史文化为前提的新一轮行政区划改革或蓄势待发。

行政区划改革尊重历史文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传承和遗产保护，推动历史文化名城名镇保护实践取得重大进展。同时，相关法律法规不断完善。我国基本形成了以文物保护法、城乡规划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等为骨干的历史文化保护法律法规体系。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经济师杨保军在近日举行的“传承与创新·清华与名城四十周年”论坛上表示，从1982年国务院公布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算起，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制度已走过40周年。截至目前，中国已有140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799座村镇被公布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名镇，6800多个村落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录。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名城保护制度保护了大量珍贵的遗产，在延续历史文脉、保护文化基因、塑造特色风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而我国在行政区划设置上早就具有了历史和文化的承袭性。北京经略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高级经济师安森东认为，一方面，现行行政区划设置是长期演变而来；另一方面，文化相融是行政区划改革的内在要求。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行政区划体制的创设、发展，均深深烙上本国或本地区文化的印记。所以，在行政区划改革中，尊重行政区划内蕴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体现文化相融的价值理念，顺势而为，就会取得最佳效果。

安森东所说的最佳效果如今已经呈现。“40年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日臻完善、保护理念与时俱进、保护力度创新不断、保护对象不断扩充、保护经验日趋丰富。”据杨保军介绍，江苏苏州在城市保护中形成“老城和新城协调共生”经验；北京市在崇雍大街、杨梅竹斜街的保护中坚持政府引导、群众参与、社区共建，鼓励公众参与、创新社会治理能力；江西永新通过挖掘传统营城智慧，探索出一条普通县城实施城市更新、传承历史文脉、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对破坏历史文化行为零容忍

近年来，我国城乡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区域发展不平衡、城市无序开发、历史文化遗产屡遭破坏等问题仍然存在。统计显示，近30年来，我国有超6万个乡镇和40万个村的名称被废弃。这些老地名消失的原因，既与基层行政区划和建制村调整有关，也与城市拆迁、功能改变有关，还与命名、更名不规范有关。

安徽省政协副主席李修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众所周知，老地名都具有历史渊源，蕴含着一定的历史文化积淀，是当地历史文脉的标志，承载着一个地方的集体记忆，维系着当地居民以及旅居外地人们的情感和乡愁。所以，如果没有十足的理由，不可改变。这在历史上不乏教训。最典型的是两汉时期王莽改制，改变了一系列地名，导致了一系列错乱，结果不得不又改回以前。安徽省在地改市过程中，将徽州改成黄山市，至今仍遭人非议。如今，一些城市在发展过程中，也有不少丢弃了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老地名，代之以‘大、洋、怪、重’地名，这种情况必须及时制止。”

据了解，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文物局此前通报批评了很多“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不力的城市。在这些历史文化名城中，或是拆建古城进行房地产开发，或是拆真建假，或是违反规划大拆大建，或是拆建破坏山水环境，或是搬空居民后长期闲置，这些行为致使文化遗存遭到严重破坏，历史文化价值受到严重影响。通报批评犹如一记警钟敲了下来。

杨保军表示，经济建设和文化遗产保护的矛盾还未得到彻底解决。一些地方虽然喊着“保护”，却不尊重文物和规划单位的意见，不尊重文物保护原则和规律，反而使很有历史积淀的街区，少了历史传承、多了现代建筑，少了烟火气、多了商业气。

需对历史文化价值再认知

李修松认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提出从“不随意更改老地名”的角度，强调“要把历史文化传承保护放在更重要位置”，再次说明，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我国历史文化的高度重视。从更深层次来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已论证说明，我国有五千年文明，中华文明从起源到形成到发展，都彰显出自身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说：“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李修松对记者表示，由此来看，今天引以为豪的制度文明是从中华文明土壤中生发出来的，所以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必须要从源头做起，保护好我们的历史文化。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这一论断深刻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并以“两个结合”的实践逻辑推进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地位和作用的全新认识，具有浓郁的中国特点、中国气派、中国风格。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必须保护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但保护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系统工程，涉及多方面，要共同努力。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把文物保护管理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实施的指示要求，2021年3月出台的《自然资源部 国家文物局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实施中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的指导意见》从空间信息处理、遗产保护管控、保护类规划编制审批、相关区域用途管制和规划许可等方面提出遗产保护管理的专项要求。2021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提出，建立分类科学、保护有力、管理有效的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要求系统、完整地保护城乡文化遗产，并形成完善的管理体制。此举无疑为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工作格局。

为此，杨保军建议，未来要提高政治站位，把握核心任务，聚焦重点工作，建立分类科学、保护有力、管理有效的保护传承体系，谱写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事业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