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网讯（通讯员 卢洪献）百花洲影院旁边修了一条中山路通往八一公园的湖面长桥，围着曾经的蒋总司令的南昌行营，似乎感受到这长桥如同南昌历史那样曲曲折折。但在这碧波荡漾中近观一池湖水，半畦睡莲，远眺东湖中漂浮的“百花洲”和绿洲上绽开的嫣紫姹红，倒是荡涤至心，去烦安神的另一种惬意。穿过老树、繁叶、旧桥的曲径通幽，公园的景色豁然开朗，终于领悟到柳暗花明又一春的佳境。可惜我无暇翻阅史册，观赏美景，是来探访“共大角”，拜会传说中共和国最能干的“五0后”人群。

       越过被拉直的“九曲桥”，迎面而来的是一棵法国梧桐。在这参天大树的掩映下，每逢周六都会簇拥着这么一批70上下的人群。他们大多数两鬓花白，眉眼低垂，一副副饱经风霜的脸，却掩饰不住他们特有“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锐气和幸福感。这就是著名的“共大角”，在节假日自娱自乐演出的时候，这些“共大角”人数可以高达70多位，绝大多数曾经是响当当的工人“老大哥”。

       说起“共大”，也就是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年轻人几乎没有印象，但是对于共大最早的毕业生和在共大执教一生的八旬老人王锦祥来说，“共大”是他永远挥之不去的记忆，是一种镌刻在心的情怀。他认为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创办的一所全新模式的大学。1961年7月30日，江西共大建校三周年前夕，毛主席专门为江西共大写了一封信，第一句话就是“你们的事业我是完全赞成的。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不要国家一分钱。”通俗地说，共大办学目的是让普通的工人农民能读到书，学到知识和实用技术；让学生在学校也能得到劳动实践的机会。所以共大的创办得到社会上高度认可。后来，江西共大改名为江西农业大学，但几十年后“共大”并没有销声匿迹，是因为这些有“共大”情愫的人还在，他们不会忘却的是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曾有的经历。

       而“共大角”的这些“共大人”，按其实质来讲，还不能严格说是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大学生。他们都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出生的人，生在红旗下，并没有长在蜜糖里。他们度过三年国家困难时期，那种饭碗里有白菜邦、萝卜皮，但见不到几粒米的饥饿时代。在小学四五年级，一场运动让他们停课闹革命，俟到复课时已是初中的年龄。1968年在社会上散漫两年的他们，分别接到南昌二中、二十二中的入学通知，才有了69届、70届初中生的名分。刚庆幸有了学习机会，一纸号令，他们迁校到梅岭脚下的共大总校，成为了江西共大学生连的学生。第二年又迁到共大下属的农场、林场，成为农工不像农工，学生不像学生；大学生不像大学生，初中生不像初中生的“四不像”。

       迁到共大总校，十四五岁的半大孩子，迎接他们的是什么呢？

       1968年改名“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校的教师下放的下放，在校的大学毕业生分配到省属农场和德兴、东乡铜矿。学校空了，主要是维持学校半工半读的劳动力全部分配出去了，既要解决良田不撂荒，林场不凋零的危机，又需化解三所中学入驻带来的巨大经济压力，事实沉重地摆在这些稚嫩的肩膀面前：共大艰苦奋斗、勤俭办学的传统不能丢。回顾当时的场景大概他们一辈子难以忘怀。

       中共广州市委党校的葛彬教授深有感触地说：“在这块浸透前辈汗水和辛勤的土地上，我们开始了‘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的学农生活。春天，我们浸种、育秧、插秧、耘禾；夏天，我们抢收早稻，抢插晚稻；秋天，我们汇总一年的成果，打谷、晒谷、选种、归仓；冬天，我们挑粪、编筐、搓绳，修理农具，加固大堤——娇嫩的双手打满水泡，柔弱的双肩印满血痕，肌肤一层层脱皮，肌肉一阵阵酸痛。多少个白天，我们把成串的汗珠洒在田间，多少个夜晚，我们把思念的泪水流淌在枕边。”

       学生排长卢洪献喜欢唱：“我们种的粮，我们盖的房”这句歌。大批毛竹从共大大港林场运到将军洲农场，成为他们盖茅草屋的主材。粗大的竹筒是用来支撑屋子的主梁，横七竖八的几百根毛竹奇迹般地用篾条捆绑出房子的框架。然后将五公分宽的竹片，纵横交错地夹着干芦苇隔在房间与房间之间，就有了房屋的雏形。用手将泥糊在芦苇编织的墙上，待泥巴干后就成了厚实的土墙，并不美观但还耐用。屋顶全是随手拈来的干稻草，一层一层地铺盖在上面，压实后屋子就算建好了。终于有了象点样子的屋子，睡在也是用竹子架好，稻草铺就的床上，吱吱呀呀地响。搬进来时，毛竹的味道那么的清新，毕竟不用几百学生拥挤在粮库安身。

       长年在水稻田里农作，他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一天三餐的定量只有1斤1两，什锦菜、腌萝卜是主餐的。繁重的劳动，整天饿得眼冒金星，一个个瘦得像黄豆芽。农忙累，但是吃饭不限量，菜也有了油荤，有肉有鱼，所以大家既怕农忙的累，又盼着农忙的饱餐。

       熊卫红对大港林场劳动如数家珍：“大港林场规定我们每人每天要完成20根毛竹运下山的任务，早上4时我们就上山，晚上8时才下山。十几里的山路，每天要跑好几趟，上坡，沉甸甸的毛竹压在肩上，头都抬不起来；下坡时膝关节像被针扎一样痛，只能侧着身子走。”

       除此之外，他们还要经受疾病的侵扰，包括血吸虫、疟疾，伤残，甚至死亡的威胁，有二位女同学在将军洲身亡。     

       他们到共大后，生产劳动占用了绝大多数时间，仅有的学习也是以政治学习为主，文化课少得可怜，仅有的教材只有《工业基础知识》和《农业基础知识》两门课。

       失之桑榆，收之东隅。客观地说，虽然他们经历了不应是他们这个年龄段承受的磨难，但磨难有时也会转变成一种财富。他们早早地认识到社会，感受到艰苦奋斗是超越自我的精神财富；丰富的劳作经历也使他们掌握了生产劳动的技能包括生活的手段。这就锤炼出社会上流传的五0后的能干劲。

       七十年代初十六七岁的他们毕业了，应了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那格言。或许是上天的眷顾，也许是“文革”经过五年，各行各业停滞许久的人力资源缺口，终于发生井喷式的需求。这批作风过硬、工作能干的中学毕业生，有200人留在母校，即共大的五金厂、农机厂、药厂、伞厂，当然也有他们劳动过的将军洲农场、南湖农场和大港林场。有300人分配到江西的各所大学，成了大学的工人。一部分分配到省商业局、南昌市电影公司、军区农场等省市所属单位。也因各种原因留在区属大集体、小集体单位工作。年龄偏小的145人留在南昌卫生学校和南昌的高中继续读书。

       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发光发热。我们去江西老牌的高校，不难看出这批共大人的痕迹，他们退休了，学校的基础建设留下了他们的身影，学校的工人基本上是他们的徒子徒孙。他们得到了应有的尊重。留在其他单位的也都是单位的技术骨干。还有些人通过高考进入大学学习，成了全国知名的专家教授。如深圳大学教授魏达志是“大湾区”专题的顶级专家，南昌大学第四附属医院邹德凤荣获国际护理界最高荣誉奖"南丁格尔奖章"，余万霰成为国家南级科考队的队员等等。

       最能干的这批人退休，八一公园常有他们的身影。组织者王晓芬是原共大七三0药厂的老工人，是她和同学也是同事在公园内建立了共大角，在迁校50周年时，举办了隆重的纪念活动，把分散的这些共大人重新聚焦起来，最重要的是将零星的思念凝聚成对共大共同的情怀。大家终于听到熟悉的730药厂、五金厂；某连某排某班的称呼。也因此得了大毛崽、端筒、结巴子、丫头、精怪等绰号。水根是原来共大宣传队员，工作在共大五金厂，除了完成本职工作外，吹拉弹唱样样精通，他表演《洗衣舞》的老班长却惟妙惟肖。支斌也属于那种特别聪明的人，在服装新潮时，他会剪裁喇叭裤。搞宣传他有一笔好字，写得一手好文章，他用手绘的肉票冒领到食堂的红烧肉一直是大家的笑料。每逢共大角聚集的周六，总有月红、顺妹、小菊她们的精彩舞蹈表演，周伟的芭蕾舞、朱昌苓的京戏成了保留节目，还有胡和平、徐和平、武和平等好几个“和平”高歌一曲。

       又是一个周六，法国梧桐下的“共大角”人头攒动。一半是“共大人”，一半是看热闹的游园人。（卢洪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