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刻经处修复经版纪事

由于城市发展的需要，南京的淮海路完成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拓宽改造，豁达宽畅的新道本来是由新街口一路直线往东的，可过洪武路没多远却拐了个小小的弯，绕过一座古朴庭院后再沿原方向继续前行……

这座能让城建重量级工程为其让道的庭院就是闻名海内外的“金陵刻经处”。它是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是目前世界范围内仅有的汉文木刻佛经出版中心和收藏木刻经像版的文物中心。城建为其让道，体现了政府对宗教政策的高度重视，反映了我们这座城市尊重历史、留意长远的文物保护意识。

堂宇参差，垂柳依依，海棠摇红——走进这块幽雅、宁静，充盈着宗教虚和之气的佛学净地，你不仅能感受到佛文化温和的滋润，而且还能为所看到、所听到的许多沧桑往事所打动，进而对一代代为保护古老的佛文化作出积极贡献的有识之士产生深深的敬意。

从振兴中国近代佛学开始，那盏慧灯虽历经风雨，却始终长久地亮着。

公元一千八百六十六年（清同治五年），一位佛学功底深厚的年轻居士怀着对当时佛教低迷状态的强烈不满和振兴佛学的一腔虔诚，在素以“南朝四百八十寺”著称的古金陵创建了以传播和弘扬佛文化为宗旨的“金陵刻经处”，他就是被后人称作“中国近代佛教之父”的杨仁山先生。

作为居士道场及刻印、流通经籍的重要场所，金陵刻经处的诞生给中国乃至东南亚地区佛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深远影响。以佛学研究为基础，以印经、讲学为事业，杨仁山居士先后在这里生活40余载，其间刻印佛教流通经典百余万卷，印刷佛像十余万张，还建起了“祗洹精舍”、“佛学研究会”等讲学和研究机构，开辟了中国近代佛学研究、教育及其思想文化传播的新天地。

为了能使绵延千年的佛教慧灯代代承传，杨老居士倾尽毕生心血和财力。去世时，除了留下所创基业外，还留下让人敬慕的遗嘱：刻经处大大小小72间房屋全部捐给佛教事业，3个儿子最多只能在这里居住10年，10年后必须搬出自立门户；至于自己为支撑刻经处运转所欠下的3810两银子，则由子女们分担偿还……

一代佛学大师就这样以他那醇厚的经学修养和人品情操赢得了世人景仰，杨老居士的名字，就像刻经处那四季长青的树木一样，在人们的心目中存留着经久的翠绿。遵照他“经版所在，灵柩所在”的遗言，刻经处建有风格独特的“杨仁山居士墓塔”，让这位一生钟情于佛教事业的先师身后也能看到、听到中国佛文化经历的风风雨雨。

后来刻经处的发展确实坎坎坷坷——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刻经事业风雨飘摇、每况愈下，日寇侵华时，这里甚至遭到了敌机轰炸；解放后，政府高度重视对这一佛教重地的保护和恢复工作，1952年，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发动法师、居士组织了“金陵刻经处护持委员会”，同时将分布于四川、北京、天津、常州、苏州等地的近15万块佛教木刻经版全部集中到了这里；接下来，又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灾难，是“文革”后的拨乱反正、重整旗鼓……

虽然跌跌宕宕，虽然明明暗暗，慧灯始终不曾熄灭——

这里每年都有几十万册经典流通到世界各地；

这里完整保存着我国古老的木刻雕版印刷及水印、线装套函等传统工艺；

这里有3大高僧名列佛教界“世界10大高僧”之列！

野蛮和无知，给历史以沉重的创伤，也给历史以反思后的觉悟。

佛教讲求一个“善”字，然而，一些“恶”的东西却并不因此而对其施以仁慈。

1966年，文革的惊涛骇浪拔地而起，金陵刻经处也难避其害。一群霸气十足的“红卫兵”开了进来，所有的木刻经版全都成了“四旧”，有的被砸坏，有的被焚烧，还有的被胡乱堆进了阴暗潮湿的仓库。

谁也无法阻止这场人性的灾难。和尚、居士们忍气吞声地被监督着劳动，心如刀绞地眼看着珍贵的木刻经版被当作烤火柴投入火中……

狂潮退去，是非自分。1973年，杨仁山居士的孙女儿杨步伟女士及其夫君、我国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由美国回国探亲，周恩来总理整整花了三个半小时时间接见他们，他们谈历史、谈文化，当然也谈到了金陵刻经处。作为杨老居士的后人，杨步伟夫妇希望政府能关心刻经处的恢复工作，周总理对此非常重视，当即就有关问题作出了指示和安排；1978年，正当粉碎“四人帮”不久的中华大地百废待兴之时，一份由中央统战部呈报的题为《关于南京金陵刻经处修复问题的请示》（统请字[1978]27号文）的文件就落到了中央各个政治局委员的案头，5个政治局委员，全都在上面作出了赞同的批示！

一场抢救祖国佛教文化遗产的攻坚战就此打响——

由于遭遇了历史大变故，文革后的刻经处所在地已变成了市级机关部分老干部的住家房，28位扛过枪、咽过糠、在枪林弹雨中拼杀过来的“老革命”及其家眷在此安居，现在让他们另迁他处，实在是一件让人为难的事情。

市政府先后7次召开专门会议，对搬迁的有关问题作出细致安排；

媒体紧密呼应——《南京日报》刊出消息和启事，要求1983年3月31日前必须还房于刻经处……

各方努力，终见成果，1983年的春风，带来了城市改革开放的新景观，也带来了刻经处正式实施复兴计划的好消息。

计划需要资金来支撑。劫后余生的刻经处没有一分钱，没有一张纸，重新运转，谈何容易！

又是赵朴初先生站了出来，他亲自前往上海，找那里的玉佛寺借了3万元钱，解决了令英雄气短的启动资金问题。

就这3万元，成了刻经处复苏的命脉所系、希望所系。为了节省有限资金，工作人员从印刷厂买来了白纸边角料，一点一点地裁开，做成修复经版用的识别标签；没有办公用品，他们自己先想方设法临时解决，待到年底结帐后权衡，若帐上有节余资金，再购进少量必备物品……

一切的善恶在它产生的那一刻就已被时间记录。为了刻经处的恢复，上上下下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赵朴初先生每次到南京，必然要来刻经处看看；南京市历任领导多次到这里了解情况、指导工作；南京市宗教局始终关心着这里的每一点变化，为了解决相关的恢复事宜，时任宗教科科长的老局长史正鉴一直南京、北京不停地奔波，连皮鞋都跑破了几双……

经版一如残破的文化和历史，修复，有使命的庄严，也有责任的重大。

岁月蹉跎，世事沧桑。曾经的骄傲已变成切肤的伤痛——刻经处原先藏有的2000多种木刻经版经过“文革”浩劫，已经是残缺不全、不忍卒睹：3万多块一笔一划精心刻出的木版经文和6大卡车经书被“红卫兵”投进熊熊烈火之中，剩下的，则连续十多年躺在连地坪都没有的库房里经受着霉蚀、虫蛀……

条目没了，排序没了，体系乱了，线索断了……谁还能闹清那些个断了根、离了谱、缺前少后的反书木刻文字姓什名谁、应归宗何处？

更让人揪心的是那一块块“出土文物”般的幸存经版，有的长满了绿霉、有的已被虫蛀咬得破损不堪，当工作人员一趟趟将它们搬到阳光下的时候，心痛加上义愤，令他们百感交集。

修复工作就这样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展开。

徐卫是金陵刻经处的时任负责人，1982年5月她由南京某名牌中学调出时，曾有四五家单位任由她挑选，她把“刻经处”错当成了“刻金处”，就满怀好奇地选择了这里，直到正式调进并担起办公室工作重任时，才知自己的选择实属茫然。然而，就是这么一位与佛教不期结缘的女性，凭着一种使命感、一份责任心，在接踵而来的修复难题面前，带领六七名工作人员知难而进，潜心摸索，将一堆让人望而生畏的“乱麻”一点一点地理出了头绪。

盛夏高温，杂草丛生的大院内蚊虫一个劲地狂飞乱舞，他们清晨4点多钟就赶来上班了，任凭身上被叮出一个个大包小包，任凭扫下的绿霉粉尘粘在身上、钻进鼻孔里，仍然咬牙坚持着；

室外没有雨蓬，他们趁着天好将经版搬到院内整理，遇上天气骤变，大家再齐心合力将其全部搬回室内；

存放经版需要经版架，可1982年正是木材紧张的时候，他们就想法找市政府特批，用较低价买来部分计划内木材，打了157个木架……

所有的经版都像断了线的风筝，为了重新串起那条“线”，他们将版页中缝复上白纸，然后用墨刷出下面的页码，再按版文上的第一个字编号分类，另找来一本1960年版的流通目录，一边查对一边将条、版分别归类，所缺版页也尽可能补刻；

对于那些因霉烂、虫蛀而损坏的版文，他们则专门抽出人力进行修补，将残损部分截除后补接上新的木板，再对照原文刻上所缺文字……

罪恶已经远去，就在人们用诚挚的劳动倾心补救往日缺憾的时候，有人并没有忘记当初在这里肆意造孽的人——

经版修复工作刚开始不久，徐卫就接到一个神秘的电话，对方讳莫如深地告诉她：“当年破坏刻经处的罪魁祸首就是原某某中学的某某某，他现在就在某报社工作！”

元凶不难查找，然而，佛家一向以慈悲为怀，又有谁会找其清算那笔难以算清的陈年旧帐呢？

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转眼就是5年的时间，5年，一本9页纸的流通目录已被翻烂；5年，5位刻字师傅6次反复，修复了125318块经版！

这时是1987年，伴随着又一轮春潮的到来，刻经处修复的经版全部正式上架。奇怪的是，品尝着成功喜悦的徐卫又接到了那个神秘的电话，对方显然十分兴奋，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某某某（破坏刻经处者）得肺癌死了！”

也许是偶然的巧合，也许是佛教所说的因果报应，反正这事作为一个谜，一直都未能被刻经处解开，那电话从此也没再响起。

穿过岁月的云烟，如今的金陵刻经处已焕发出勃勃生机。在修复大批经版的基础上，近年来，刻经处充分发挥自身独有的木刻雕版印刷优势，先后向美国、日本、加拿大、德国、新加坡、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出口了100多万册金陵本佛教典籍。目前这里拥有各类经版130000余片，并且承接海内外佛教经籍印刷与流通业务，同时还面向时代增加了一些现代化的印刷设备，将电脑多媒体和网络技术应用于佛教信息资源建设，使得多年的亏损得以填平，单位的存款和固定资产得以不断翻番。

虽然还有大量的经版有待恢复，虽然历史留下的创伤有的已无法根治，但时光已经并将继续证明：这里无愧为一座瑰丽的佛文化宝库，这里的佛光将随着日月的衍进照耀千年……(吴其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