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付朝欢

近日，中国AI模型Kimi K2发布后引发轰动。外媒发文称，世界迎来“又一个DeepSeek时刻”。中国在6个月内推出第二款令人印象深刻的模型，表明这一成功并非偶然。

今日之中国，正从全球制造中心大步迈向全球创新中心。“十四五”期间，我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创新突破，科技和产业创新成果层出不穷，创新已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驱动力。

“自发创新”和“规划引导”之间是什么关系？市场“无形的手”和政府“有形的手”如何配合才能更好发挥作用？也许，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探讨这些命题。

完善体系营造生态，用多样性消解不确定性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密集活跃期，科学研究范式发生深刻变化。

在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肖尤丹看来，科技革命往往伴随着“弯道超车”的机遇。第四次科技革命兴起，为我国打开了进入国际科技前沿地带的机会窗口，使我国能在部分领域加快实现从“跟跑”到“并跑”进而“领跑”的跨越。“因此，现在我们越来越强调在‘无人区’、在极综合交叉领域的创新。”

“国家治理有两套互补的秩序：一套是自觉的秩序，另一套是自发的秩序。”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鄢一龙认为，规划是自觉之治的代表，市场机制是自发之治的代表。自觉之治和自发之治有机结合，形成更为有效的治理模式和治理秩序。

鄢一龙在谈到创新治理领域时表示，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强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的统筹；另一方面，也要关注分散主体的自发积极性。

“所有规划者都是有限理性的。国家运行的整体性知识是可知的，决策者能够依据整体性知识进行顶层设计，推进自觉之治。但更多创新领域的分散知识对决策者而言是不可知的，这就需要依靠分散主体自主决策的自发之治。”鄢一龙说。

“现实中很多前沿创新，我们把它称为‘涌现’，即分散主体经过复杂的交互行为，突然出现的无法预见或理解的创新。”鄢一龙说，这些创新往往难以被规划，需要在复杂经济社会活动的试错过程中被发现。

肖尤丹认为，讨论“自发”和“规划”的关系之前，需要先理解“多样性”和“确定性”的关系。“规划是在确定性条件下提高效率的工具，多样性需要在不确定性条件下不断完善创新体系、营造创新生态。”肖尤丹表示，现在的规划早已跳出传统产业计划视角，主动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用多样性消解不确定性”。

过去几年，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创新从“点状突破”到“系统集成”加速推进。“‘十四五’规划把创新提到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创新的爆炸性增长也成为‘十四五’的亮点之一。我们可以从中解读中国式创新密码：国家战略规划锚定前沿突破方向，多个地方、多个团队、多种路线，对其发动饱和式的科研攻击。”鄢一龙说。

在非线性变化时代，科技规划面临更大挑战

翻开共和国的厚重史册，以《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以下简称《十二年科技规划》）为起点，我国共编制了9个国家级的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沿着规划的方向，我国开启了大踏步追赶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的恢弘历程。

值得一提的是，《十二年科技规划》明确了12个科学研究重点，对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不仅如此，该规划还对我国科研机构的设置和布局、高等院校学科及专业的调整、科技队伍的培养方向和使用方式、科技管理的体系和方法，乃至科技体制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以‘两弹一星’、载人航天等为标志，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实施对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飞跃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肖尤丹说，对于一个从长期农业社会转向工业化社会的发展中国家，规划是我国在资源极为有限且面临各类客观条件约束限制的情境下，选择有限目标，实现科技追赶、发展赶超的关键要素。“我们不能因为第三个馒头吃饱了，就否认前两个馒头的作用。”

“过去，在‘跟跑’阶段，我们习惯于通过对标领先者构建指标，并以此倒推来设定目标。现在，中国科技创新已经在部分领域实现了‘领跑’，我们要保持开放性，更多地去尊重‘非共识’，去弘扬‘敢于成功就必须勇于失败’的新科学精神。”肖尤丹说，我们不能非黑即白地认为“规划万能”或是“规划无用”。

什么情况下规划更容易成功？肖尤丹用地图导航软件规划路线进行类比，规划成功或需要同时满足几个条件：一是具体明确的现状与目标定位；二是完整系统的外部环境信息；三是有效可行的路径与实施方法，即有路可达、有路能走；四是动态路况等其他直接影响路线的信息。

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规划失误是最大的浪费，规划折腾是最大的忌讳。“规划科学要求我们全面考虑规划所面临的场景，尊重客观规律、科学规律，充分掌握规划路径的相关资料和信息。”肖尤丹说，因此，我们每次制定规划时，都要充分研究规划对象所处的内外部环境，分析目标与路径的具体要求。

“我们正处在一个非线性变化时代，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的难度不断加大，两年、三年，甚至几个月，都会发生比较大的结构性变动。”鄢一龙说，科技规划的不确定性更强，面临的挑战也更大。在非线性变化时代，更要加强规划的灵活性，灵活性的核心是加强适应性。“编制中长期发展规划，既非中国首创，也非中国特有，但是我们能长期坚持下来并取得巨大成功，靠的正是适应性调整。”

规划不是目的本身，是达成目标的方法

鄢一龙告诉记者，规划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主要有三个功能：对于公共资源，有约束性功能；对一些混合性的产品，像是产业政策，有引导功能；对各类经营主体，有信号功能。“规划释放出稳定的预期，让创新主体不用饱受政策信号混乱之苦。”

把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统一起来，是中国式规划的鲜明特点。“我们的规划不止是‘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而且还充分考虑了‘自下而上’的产业发展需求。”肖尤丹说，规划不是目的本身，是形成战略共识、合理配置资源，更好达成目标的一种方法。

党的二十大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奋斗目标。未来5~10年，是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物技术等前沿领域科技集中突破的关键时期。眼下，有关方面正在谋划“十五五”规划。

记者注意到，6月10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召开科技型民营企业座谈会，就“十五五”时期发展形势及支持科技创新举措进行深入交流。参会企业负责人结合生产经营情况、各自领域科技发展态势等，提出许多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参会科技型民营企业建议国家在编制“十五五”规划时，更加突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相结合、技术研发和场景应用相结合、市场拓展和民生改善相结合，强化科技创新领域的资金、人才、能源、数据等要素支撑。

“这便是‘自发之治’与‘自觉之治’有机结合的生动实践。如同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阴阳鱼’，自觉之治蕴含着自发的因素，自发之治同样也蕴含着追求自觉的因素。”鄢一龙告诉记者，“所有的规划，都必须是基于小逻辑建立起来的大逻辑。我们通过调研去识别微观主体的小逻辑，再往上去提炼变成规划的大逻辑。”

当我们谈论科技创新时，可以再往前一步，跳出现有的思考逻辑。肖尤丹告诉记者，从科学社会学的角度来讲，有观点认为，科学技术是社会建构和塑造的产物。恩格斯曾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

北京长木谷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张逸凌袒露，之所以辞掉国外实验室的高薪工作回国创业，很重要的原因是国内广阔的市场需求——伴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骨科疾病发病率出现上升。

松下全球副总裁本间哲朗曾公开表示，中国市场在创新速度、市场规模、智能化进程、对新技术的吸收消化能力、人才储备和供应链上有不可比拟的优势，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中国已成为跨国企业提升竞争力的“训练场”。

采访最后，鄢一龙对中国创新方法论作出提炼：一是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充分调动国家的集体智慧和资源，激发全社会的创新活力，推动科研资源的高效配置。二是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创新进入国民经济大循环。三是把自主创新跟国际合作结合起来，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基础上开展全方位的国际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