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辉成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一个大动荡的时代，动荡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痛苦和灾难，同时也产生了思想上的大碰撞，孕育了魏晋玄学。魏晋玄学通过“援道入儒”实现了对两汉经学的扬弃，也守住了儒家文化的根脉。在当今时代，现代文化面临着诸多挑战，如快节奏生活引发的个体焦虑、多元文化碰撞带来的冲突等。面对这些挑战，如何坚守中国文化的“根”和“魂”，魏晋玄学无疑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

体用之辨：开启魏晋思想的争鸣

自东汉末年以来，朝廷腐败、民生凋敝，各地豪强并起，传统的名教陷入了危机。曹丕篡汉后，统治阶级急切寻找新的思想理论以取代遭到致命打击的儒家神学，魏晋玄学应运而生。魏晋玄学围绕着“有无之辨”展开，王弼提出“以无为本”，奠定了正始玄学的基础。王弼认为，“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将欲全有，必反于无。”（《老子道德经注》四十章）即万事万物都以“有”为存在，而起点都是“无”，也就是万物的根本。

王弼的“以无为本”实现了对“道”的超越，为挽救名教提供了理论依据。他同时又提出了“体”和“用”的辨证关系，“虽贵无以为用，不能舍无以为体也。舍无以为体，则失其为大矣。”（《老子道德经注》三十四章）为挽救名教提出了具体的方法。王弼的“体用之辨”对后世影响很大，近代学者为了解决民族的危难，提出了“中体西用”，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体西用”在当时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打破了中学一统天下的格局，成为近代中国革命的先声。“体用之辨”在当代依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即我们在坚持弘扬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前提下，要勇于发展和改革，以适应现代生活和国家建设的需要，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得意忘言：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

面对汉代经学“章句训诂”的繁琐之风，王弼倡导要“得意忘言”。“得意忘言”出自《庄子·外物》，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予以发挥，强调要超越语言的表象来把握经典义理。这种观点对中国的文学、艺术等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促使人们更加注重对精神和意境的追求。王弼的“得意忘言”强调的是“言不尽意”，比王弼稍后的欧阳建则提出了“言尽意”论。欧阳建强调“言”要随着事物的变迁而变迁，如果能做到这一点，“言”就可以表达任何的“意”。

对于魏晋玄学的“言意之辨”，汤用彤认为“言意之辨，不惟与玄理有关，而于名士之立身行事亦有影响。”（《魏晋玄学论稿·言意之辨》）魏晋名士通过“得意忘言”，参悟到了人生的真谛，达到了忘言、忘形、忘我的境界。这也深刻影响了文化艺术创作与审美观念，使中国文化艺术从注重外在形式转向追求内在精神意境。东晋王羲之的作品展现出飘逸洒脱的神韵，陶渊明的田园诗蕴含着自然恬淡的意境，这些都体现了士人对精神境界的追求。通过对魏晋士人精神追求的梳理，树立一种独特的人格范式，注重对人生精神境界的培养。

万物独化：对理想社会的向往

魏晋时期社会动荡，魏晋玄学家苦苦寻求社会安定之法。积极致力于“援道入儒”的王弼，随着何晏被司马懿所杀，不久抑郁而终。作为竹林七贤代表人物的嵇康，既不满现实又无法改变现状，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以放达的行为追求精神上的自由，后嵇康被司马昭以惑乱之罪处死。与嵇康不同，郭象作为西晋玄学的代表人物，认为“名教即自然”，试图以此来统一人们的思想，挽救那个分崩离析的社会。

在本体论上，郭象提出了“独化于玄冥之境”。“玄冥之境”是一种理想的和谐境界，郭象希望万物在这种环境里各自孕育成长，这是对理想社会的一种向往。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快、竞争激烈，人们普遍面临巨大的精神压力和焦虑情绪。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或是“游外以冥内”（《庄子·大宗师注》），要以一种超脱的心态来面对世俗世界，即“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庄子·逍遥游注》）魏晋玄学这种对入世与出世关系的思考，启示我们在追求事业成功与物质满足的过程中，要保持内心的宁静与精神的独立，学会在积极进取与适时超脱之间找到平衡，以豁达的心态面对生活中的得失，缓解精神焦虑，实现心灵的和谐与安宁。

海纳百川：包容的中国文化

魏晋玄学在客观上融合了儒道，也为佛教的传播发展提供了思想方法，为隋唐儒释道三教融合奠定了基础。这种包容与创新精神，使得魏晋玄学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形成的关键一环。在全球化时代，世界文化多元繁荣发展，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和交融不可避免。

魏晋玄学的包容性告诉我们，要树立文化自信，以开放平和的心态对待多元文化，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推动现代文化的创新发展，构建多元和谐的世界文化生态。

【作者系河池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本文系广西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魏晋玄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研究”（编号：24ZHF005）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