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翊轩

要追问现代中国乃至未来中国，就必须回到中国的源头上寻找答案。此即要回答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何以中国？最早由文字记录的“中国”出现在西周成王时期的青铜器何尊的铭文上：“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要理解此处的“中国”，就必须上溯至这条文献所反映的时代：商周之际。研究商末周初的观念无疑是场思想史的历险，这一时期的思想集中表达于天文历法、卜辞铭文、图像纹样、青铜吉金、丧葬制度、人牲人殉、龟甲兽骨、邦国政治等文明的背影中。试问：缔造灿烂的青铜文明，统御广袤的大地中国，仅仅依凭着在今天看来那所谓是蒙昧、迷信、暴力的观念就足够了吗？显然不是，先民有相当复杂的概念系统，及将之转化为政治策略、礼俗制度的丰富实践。他们在山川之间上下求索，为诸子百家的兴起准备好了文明的火种；换言之，这一时期的观念正是孕育中国思想的母胎。

请让我们回到何尊铭文，“大邑商”既是周人对商王朝的称呼，亦是商人对其首都王畿地区的自称。时代属于商末帝乙、帝辛时期的五期黄组卜辞中，可见大邑商的说法；彼时，商王在出征、结盟等重大事务前会向这一空间本身举行祭祀。大邑商在世界的何处？卜辞中可见“中商”与“商”的同义替换，说明商人认为大邑商居于天下的中心，商人对“中”的崇拜赫然可见。按照朱凤瀚先生等学者的研究，商文明并没有所谓“家—天下”的政治格局，此乃周人的发明，商人统御四方的政治形态可称为“族—大邑”。

“商邑翼翼，四方之极”（《商颂·殷武》），观念会渗透进政治行动而与之一道塑造世界，商王朝通过将王畿地区神圣化，并以祭祀、贡纳、宴飨等实践来确证这一观念中的空间的存在。商王朝的空间抉择正可谓是将世俗空间神圣化，由此构建起了凝聚诸族团的核心力量。这种空间政治的策略虽然过分依赖于诸地区观念的统一，但无疑曾获得过成功。

周原甲骨卜辞、《尚书·多士》《尚书·召诰》《尚书·康王之诰》等都说明小邦周承认着大邑商的神圣性。进一步说，以神圣空间的观念为门径，一条思想史的线索便向我们敞开来，清道光年间出土的天亡簋铭文、《尚书·洛诰》《逸周书·作雒解》《逸周书·度邑解》《史记·周本纪》、清华简《保训》等文献群印证着同一件思想史史事乃至史实：夺取这一神圣空间正是武王发动克商之战的重要动机。《保训》记录了文王临终前讲述奠定历代王朝命运的开创者所作出的空间抉择，并反复嘱托武王：求中；因此，如天亡簋铭文所记，武王舟车劳顿、千里迢迢地来到“天下之中”附近的“天室”践行祭祀周民族至上神的大礼，弥补文王未能来得及举行的盛大仪式；故而，如《作雒解》《度邑解》《周本纪》所记，武王嘱托周公在此地营建都邑，并攻克大邑商以确保这一空间的主宰权属于周人；还因此，如《洛诰》《召诰》《多士》所记，周公履行了对武王的承诺而营建陪都洛邑，成王的改元之礼亦在洛邑举行。

周邦营建洛邑的原因恰恰纽结在空间的观念上，洛邑居于“天下之中”“地中”“土中”这一神圣之地，在此营建，既遵循了“求中自稽”的文王遗言，又谨守着“无远天室”的武王遗训，从而如周公所说：“俾中天下”。在周人的观念中，占据这一空间便能获得上天的庇佑与降福，借用武王多次嘱托周公的话来说，乃“依天室”“定天保”，使文王所受周邦之天命永不移转。

再反思周王朝的空间政治策略，亦即人们所熟知的“封建制”，这一空间抉择将地缘与血缘联系在一起，而这样的联结确实使周邦一度拥有过牢不可破的空间秩序。解剖这一空间抉择时会发现，周邦借助“中”这一充满神圣性的观念统御其身处的空间，以勇毅开拓且开放包容的精神构筑起周人的邦国天下。可以说，周王朝“颠倒”了商人的空间策略，武王、周公、成王、康王将文王所传神圣的责任转化为一粒粒种子播撒到四方上下乃至天下万邦，求中、依天室、营建洛邑、封建亲戚是同一种空间抉择的不同表征。

何以中国？中国乃是小邦周夺取大邑商后，经由“中”“德”“道”“天”等观念转化而来的空间。“宅兹中国，自之乂民”的背后有宏大的政治设计：封邦建国以厚屏周邦的空间抉择。周邦决不满足于成长为另一个大邦（殷）或大邑（商），而是要如史墙盘铭文所言：“匍有上下，䢔受万邦”，为无远弗届的天下确立起“王者无外”的空间秩序。

那么，商末周初“神圣空间”的观念是何以构建起来的？这当然需要神圣的法则。商人以“日”为轴心，用十天干的庙号、纪日历法辅之以十日神话确立起了这一法则，到商末时期，卜辞中几乎找不到这一法则的任何反例，此即必须在十天干的对应日祭祀相应庙号的先王，诚如吉德炜（Da-vidN.Keightley）先生所说，这是将太阳的时间变为了祖先的时间。

再如伊利亚德（MirceaEliade）在《神圣与世俗》中的定义，神圣空间与世俗空间相互中断，那么商人又凭何沟通这一神圣空间呢？这就需要媒介：龟甲兽骨文字、彝器族徽符号、饕餮玄鸟纹样、神鸟图腾崇拜、人牲人殉人祭俱是沟通神圣空间的媒介。彼得斯（JohnDurhamPeters）先生在其名著《奇云》中提出了一个深刻的论断：媒介即实有。彼得斯举例，奥兹（AmosOz）每到一个固定的时间便会打电话给他住在耶路撒冷的父母，要注意，电话并不是交换信息或其他特别目标的中介手段，而是父子间关系的证明，是父子间爱的实有，由此可以将媒介这个词解放出来：媒介深刻地锚系着我们的存有。甲骨文是写给鬼神祖先的文字，将刻写者与祖先联结在一起，证明着祖先与我们的关系是“活”着的。汉字的“实有”表现为把现实的世界转化为理想的观念，并将观念中所具备的潜能实现出来。

甲骨文虽然并未记录先民那些有烟火气息的平凡日子，但卜辞及后来的中国汉字多表达着试图回避可能发生之灾凶的祈愿，及将吉祥变为现实的向往。那些镌刻于甲骨青铜上的祈求，随着改造世界的实践和行动一道从无限的神圣空间中汲取力量，将有限的世俗空间塑造为更好的世界。动物纹饰作为通天的工具或与祖先、神祇沟通的媒介而饰于青铜器等祭祀礼器之上，玄鸟崇拜恰是这种媒介作为图腾、信仰、神话等样态的表达，龟甲等圣物是联结起神圣空间的物化显现。他们回答着先民一次次的追问：自己的民族何以筚路蓝缕生长为大邦天邑。经由融合与转化，一种沟通天地的“物”被锻造出来；直至今日，人们仍然会在经营空间时将寓意美好的文字或丰富多彩的图像悬挂在建筑的特定位置上，以求得美观、充实乃至庇佑、吉祥；如同先民在象征着永恒、敬献给祖先的吉金上铸入神奇的动物纹样和族徽符号，如同商人崇拜着能振翅苍穹、飞往神域的玄鸟，一条勾连起世俗空间与神圣空间的通道自始至终都在那里，祖先、上帝、神祇一直在遥远却可以抵达的他乡。

实际上，神圣空间也会与世俗空间交叠在一起，甚至可以说，诸多早期文明多有对容纳其存在本身的空间的深刻崇拜。天何以不坠？先民时时地忧患着这个问题，“杞人忧天”“女娲补天”故事的背后有着错综复杂的思想史背景；这关系到商王朝的桑树崇拜，树木既是空间的标识，更代表着支撑天地的天柱。时迁事易，天柱、树、人渐渐互喻，这些德化、人化的历程清楚地展现在商周的铭文和战汉的文献中；时至今日，我们仍然会使用“朴实”“栋梁”“顶梁柱”“百年树人”等语汇。那些有德且勇敢的人，如同天柱一般矗立在我们身前，抵挡着可能降在这个民族之上的一切苦难；他们的名字是父母、兄弟、姐妹、同胞，是一个个平凡而又伟大的人，他们所在的地方，是神圣与世俗间，那里，正是我们可爱的中国。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