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渤海国建立初期，其外部政治发展空间被极度压缩，大武艺在进攻登州失败后，开始寻找额外的政治援助，日本就成为其目标。日本在尝试再次构建“边缘化的日式区域秩序”时，也同样急于寻找盟友，渤、日关系在双方都颇为主动的情况下正式建立。在这一关系中，日本虽然不再向7世纪时那样对唐推行对等外交，但始终以宗主国身份看待渤海，双方爆发贯穿自建交至8世纪末的“国书之争”。随着渤海“北进”成功并升藩，自然不会接受这样的地位。渤、日之间的这种关系互动，构成了8世纪东北亚朝贡体系运转的一条暗线。

【关键词】：8世纪；渤海国；日本；东北亚；朝贡体系

唐灭高句丽后，东北亚地区朝贡体系，当以唐所设置之安东都护府、靺鞨政权（渤海国、黑水靺鞨）、新罗、日本及契丹等主要活动于辽西地区的游牧民族主要参与者。这其中，唐王朝以其政治、军事、文化多重影响力成为毋庸置疑的东北亚区域政治中心，其他成员的政治身份则较为多样。例如，这里有以独立国家身份存在的日本，以唐朝属国身份存在的新罗，有与中原王朝时分时合的契丹、奚、室韦、突厥等游牧民族，有依附唐朝、渤海国之黑水靺鞨，亦有长期与唐朝保持属国、属州关系的渤海国。在这一错综复杂的成员架构中，除了唐朝与各成员之间的关系之外，当然也存在成员与成员之间的关系，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唐朝东北亚朝贡体现的运转。渤海国与日本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二者之间的交往交流，深刻体现了这一时期东北亚政治格局暗流涌动的复杂情势。

一、渤海国建立初期所面临的外部形势

唐睿宗先天二年（唐玄宗开元元年，713），大祚荣接受唐朝册封，唐睿宗封其为“左骁卫员外大将军、渤海郡王，仍以其所统为忽汗州，加授忽汗州都督，自是每岁遣使朝贡。”渤海国正式建立。唐玄宗开元二年（714），唐朝将安东都护府迁至平州，唐、渤关系走向稳定，渤海国遂成唐东北亚朝贡体制之重要成员，被唐朝纳入羁縻州统治体系。此后，渤海至唐朝贡不绝。渤海与唐之间的朝贡，有学者将之分为四个时期，其中，初建期始于大祚荣十六年（713）到大钦茂十七年（754），这一时期，渤海表现出极高的对唐朝贡热情，41年间共朝贡45次。但尽管如此，由于唐朝的一些政治举措，使渤海的不安全感加剧，迫使其对唐关系出现反复。

唐玄宗开元十三年（725），唐于渤海以北设黑水都督府，管理黑水靺鞨部。时渤海王大武艺对此反应十分激烈，云：“黑水途经我境，始与唐家相通。旧请突厥吐屯，皆先告我同去。今不计会，即请汉官，必是与唐家通谋，腹背攻我也。”大武艺认为，唐设黑水都督府，意在内外夹击，以攻渤海，遂欲派其弟大门艺率兵攻黑水，然大门艺不从，投奔唐。其后，开元二十年（732），大武艺出兵攻唐，《旧唐书》记为“武艺遣其将张文休率海贼攻登州刺史韦俊。诏遣门艺往幽州征兵以讨之，仍令太仆员外卿金思兰往新罗发兵以攻其南境。”又据《旧唐书·玄宗本纪》：“（开元）二十年……九月……渤海靺鞨寇登州，杀刺史韦俊，命左领军将军盖福顺发兵讨之。”又韩愈《乌氏庙碑铭》亦记载当时登州地区官员之反应，云：“开元中，尚书管平卢先锋军，属破奚、契丹，从战捺禄，走可突干。渤海扰海上，至马都山，吏民逃徙失业，尚书领所部兵塞其道，堑原累石，绵四百里，深高皆三丈，寇不得进，民还其居，岁罢运钱三千万余。”朱熹考异云：“许碑云：‘渤海王武艺出海滨，至马都山，屠陷城邑。公以本营士马防遏要害。’”（按：朱熹所记之“许碑”，即许孟容《乌承洽神道碑》）这些记载说明，大武艺对登州的攻击，遭到了幽州兵、登州兵以及朝鲜半岛新罗兵的联合阻击，其出兵之缘起，当与唐建黑水都督府使大武艺感到巨大外部威胁有关。

尽管大武艺此次进攻登州之举事出有因，但作为藩属国向宗主国发动战争，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实为不得人心之举。大武艺之弟大门艺奔唐，即是因为他认为此举“背唐”，故不愿与大武艺继续共事，在登州之战中还依唐命，领幽州兵对抗大武艺。事后，大武艺亦立刻向唐上表谢罪，玄宗亦顺势下敕书云：“卿往者误计，几于祸成，而失道未遥，闻义能徙，何其智也。朕弃人之过，收物之诚，表卿洗心，良以慰意。计卿既尽诚节，永固东蕃，子孙百代，复何忧也。”更何况，当时渤海与唐之军事实力对比，无疑于蚍蜉撼树。大武艺自当并非蠢钝，仍然行此冒天下之大不韪之举，应是出于当时渤海所面临的外部政治压力所进行的无奈之举。

在前引材料中，阻击渤海侵登州之兵，有太仆员外卿金思兰所领之新罗兵。此次新罗出兵攻渤海之南境，实际上颇为不顺，并未给渤海造成太大困扰。《旧唐书》载：“属山阻寒冻，雪深丈余，兵士死者过半，竟无功而还。”但新罗与渤海之间的关系，却足可见一斑。唐初，新罗西邻百济，北邻高句丽，与二者积怨日久。新罗与唐朝朝贡关系的建立，就是由于与百济、高句丽之间的战争困扰与其自身内部矛盾的双重压力，使其不得不向唐朝寻求政治支持。百济、高句丽灭亡后，新罗统一朝鲜半岛，与渤海相毗邻，渤海遂取代高句丽成为新罗北方之政治强敌。据《三国史记·新罗本纪》记载，唐玄宗开元九年（新罗圣德王二十年，721），“秋七月，征何瑟罗道丁夫二千，筑长城于北境。”此前大祚荣时期，虽有大祚荣受新罗“五品大阿餐”之贵族爵号的记载，但新罗修长城，意在防范渤海也是十分分明。此事发生于唐至黑水都督府之前，说明自渤海初建至此时，渤海与新罗之间必然存在长期战争往来，且新罗处于下风，不得不采取守势。因此，可以认为，在渤海建立初期，新罗实际上是作为南方之强敌而存在的，渤海耗费了大量资源在处理与新罗关系一事上。无怪唐设黑水都督府后，大武艺有腹背受敌之叹，站在当时渤海之角度，其所面临的南北军事压力都是不容忽视的。

值得一提的是，渤海国建立后，在当时的东北亚地区诸成员所表现出的政治心理中，渤海应当是在某种程度上替代了高句丽的传统地位。例如，在日本古代史书中，就曾直接点明渤海应为高丽在当时东北亚地区政治地位的继承者。如《续日本纪》圣武天皇神龟四年（727）十二月条载：“丙申，遣使赐高齐德等衣服冠履。渤海郡者，旧高丽国也。淡海朝廷七年（668）冬十月，唐将李勣伐灭高丽，其后朝贡久绝矣。至是，渤海郡王遣宁远将军仁义等二十四人朝聘，而著虾夷境，仁义以下十六人被杀害，首领齐德等八人仅免死而来。”这里的日本认为，渤海即旧高句丽，一方面可能是出于对渤海起源的误判，另一方面亦未尝有对渤海继承高句丽政治地位进行承认之义。并且，在《续日本纪》中，日本在渤海大钦茂当政时期（737—793）出现了大量将“渤海”与“高丽”相混之纪事，其原因固然“一是与日本朝廷当时的强行冠名有关，二是与后世日本史官的个别修篡有关”，但这种情况出现在日本官修史书之中，无疑也代表着当时日本官方对渤海取代高句丽地位的默认。日本作为东北亚朝贡体系的重要成员，其地位颇高，周边诸国甚至将之视为仅次于隋唐之大国，如公元6、7世纪时，“新罗、百济皆以倭为大国，多珍物，并敬仰之，恒通使往来。”因此，日本对渤海的这种认识，足可以代表当时东北亚诸国看待渤海的一种政治心态。

在高句丽存续时期，其在东北亚朝贡体系各成员中的地位，绝非一普通藩国可言。尤其是在新罗看来，高句丽实为其北方之重大威胁。尤其是，7世纪中期，高句丽与百济结盟，对新罗不断进攻，迫使新罗不得不依附唐朝以获取安全保证。《新唐书·东夷传》即载：“永徽初，其王孝德即位，改元曰白雉，献虎魄大如斗，码硇若五升器。时新罗为高丽、百济所暴，高宗赐玺书，令出兵援新罗。”如此情势之下，新罗如何看待在政治地位上取代了高句丽的渤海国，自不待言，无论愿与不愿，渤海都主动或被动地取代高句丽，成为了新罗之核心强敌。大武艺时期的渤海使“东北诸夷畏臣之”，就是渤海这种身份的现实表现。

因此，公元8世纪时，在渤海国正始成为唐朝建立的东北亚朝贡体系成员之后，其实际上面临着这样的外部政治环境：在其北，唐成立黑水都督府以遏制其向北发展，传统上依附于渤海之黑水靺鞨部，成为唐之直系藩属，脱离渤海掌控；在其南，与新罗表现为长期敌对状态，渤海对新罗不断进攻，新罗对渤海十分警惕，双方围绕新罗所筑长城摩擦不断；在其西，唐设安东都护府于平州，以钳制其南下中原之路径。从渤海国自身角度来看，无异于其外部空间已被压缩至极限，因此，大武艺进攻唐登州地区的选择，绝非如鸟山喜一所说，是东北亚区域大国对当时东北亚传统政治格局的挑战，而应当视为渤海政权在外部环境激烈变化的现实条件下所做出的应激反应，其进攻登州与其说是想要挑战以唐为核心的东北亚政治秩序，不如说是在恶劣政治环境下，向宗主国“鸣冤”之举，登州事后，大武艺忙不迭地向玄宗请罪，已足以说明这一点。而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外部政治环境，使渤海开始思变，思考如何在尽量不挑战唐朝神经的前提下，提升自身在东北亚朝贡体系中的地位，而经营与隔海相望的日本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了一种务实的选择。

二、渤日建交与日本的政治心态转圜

唐设黑水都督府、大门艺奔唐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唐玄宗开元十五年（日本圣武天皇神龟四年，727），大武艺迫于外部政治压力，正始派遣使节高齐德等八人至日本，主动与日本建立了政治交往，并向圣武天皇递交了国书。这一国书于《续日本纪》中有详细记载，忝列于下：

武艺启，山河异域，国土不同。延听风猷，只增敬仰。伏惟大王，天朝授命，日本开基，奕业重光，本枝百世。武艺忝当列国，滥总诸番，复高丽之旧居，有扶余之余俗，但以天涯路阻，海汉悠悠，音耗未通，吉凶绝问。亲仁结援，庶叶前陉，通使聘邻，始于今日。谨遣宁远将军郎将高仁义，游将军果毅都尉德周，别将舍航等廿四人，赉状，并附貂皮三百张，奉送。土宜虽贱，用表献芹之诚。皮币非珍，还惭掩口之诮。主理有限，被膳未期，时嗣音徽，永敦邻好。

渤海此次出使日本，从大武艺之国书来看，其根本目的就在于与日本“亲仁结援”，达成军事互守同盟。从结果来看，其政治目的基本达成，高齐德等返回渤海时，日本“以从六位下引田朝臣虫麻吕为送渤海客使”，随其返回渤海，渤、日之间的政治交往正式开始。此次出使的目的，日本学者熊谷公男指出：“这是渤海为了打破在东亚孤立的局面，而要求与日本建立关系并请求军事上的援助，特别是希望日本能够在新罗的背后牵制其军事力”，其言不虚。或许正是这一同盟的建立，使渤海有了足够的底气，才于开元二十年（732）进攻登州。但大武艺没想到的是，虽然开元十九年（731）日本曾进攻新罗，摆足了姿态，但在登州之战中，日本并未表现出相应的援助态度，在某种程度上导致渤海此次军事行动在新罗兵无所作为的情况下匆匆收场。

日本所表现出的这种态度，在其以往与东北亚地区诸国之间的交往过程中是有迹可循的。日本在6—7世纪东北亚朝贡体系中的地位十分特殊，一方面，日本是唐所建立的东北亚朝贡体系的积极参与者，另一方面，日本又并非以唐朝藩属的形式参与其中，尤其是在圣德太子改革与大化改新后，随着自身实力的增长，且唐朝军力鞭长莫及，在与唐朝的交流中开始寻求一种对等平衡。总体而言，日本在这一朝贡体系中的政治独立性相当高，甚至有时刻意对中原王朝采取平视态度，对唐朝实行对等外交。如据《隋书·东夷传·倭 国》记载，隋大业三年（607），日本曾至隋朝贡，其国书自称“日出处天子”，并自称“日域”或“扶桑”，宣称自己在国际事务中与中国一样处于核心地位，就是日本这种心态的体现。在这种情况下，日本虽然在实力上无法与隋、唐的中原王朝相比较，但其在当时东北亚朝贡体系中的地位也是超然的，属于“非典型的朝贡国”。并且，7世纪的日本开始以中国传统华夷观念为基础，开始试图在东北亚地区建立所谓“东夷小帝国”体系，自居宗主国地位，将朝鲜半岛诸国视为番邦。前述新罗、百济等以日本为“大国”，即是日本这种政治地位的反映。日本这种在朝贡体系中的特殊地位，与其岛居的地理环境，导致其一直谋求对外发展，朝鲜半岛就成为日本在6—7世纪时的军事征服目标，并进行了大量军事尝试。虽然由于唐朝的干涉，日本在白江村之战中为唐所败，“失去了大化改新以来的国家自信心”，不敢再对唐奉行对等政策，但其对朝鲜半岛的觊觎之心并未消亡。因此，日本在7世纪后期东北亚政策的核心，并非是与隋唐等中原王朝对抗，而是以“任那调”的获取为主要攻略方向，对高句丽、百济与新罗采取了不偏不倚的等距离外交政策。在这一过程中，此三国为了相互竞争或者对抗唐朝，对日本多采取讨好、让步之举，从而使日本朝鲜半岛地区的宗主意识非但没有消退，反而逐渐强化起来。这种意识，也充分地体现在了8世纪时日本与渤海、新罗的交往之中。

对新罗，日本延续了其以往将新罗视为其“朝贡国”的态度，对新罗十分蔑视。唐灭高句丽后，日本在朝鲜半岛地区的势力被消灭殆尽，但对新罗的态度并无改变，如唐玄宗天宝十二年（753），新罗与日本同派遣使者至唐，在含元殿朝贺礼上，日本使者古麻吕与新罗使者争抢席位，称：“自古至今，新罗之朝贡日本国久矣。”因此，“白江之战后日本虽然受到重挫，但是它的本土没有受到攻击，外界的刺激没有严重到足以改变其对朝鲜半岛固有认知的地步。另外，日本认为击败自己的是唐帝国而非新罗，因此它对唐朝甘愿臣服而未从根本上改变之前对朝鲜半岛的蔑视态度。”在这种态度的影响下，日本遂于唐玄宗开元十九年（731）发动了对新罗之战，但并没有获取太多成果。

对渤海，日本则是延续了其以往对待高句丽的政治态度，以对待朝贡国的方式来看待渤海。8世纪初，在高句丽灭亡后，日本在朝鲜半岛势力不存，联合后兴之渤海，就成为日本对外政治的发展方向。事实上，虽然是渤海率先遣使，但首先开始尝试与渤海国发生接触的则是日本。据《续日本纪》元正天皇养老四年条：“丙子，遣渡岛津轻津司从七位上诸君鞍男等六人于靺鞨国，观其风俗”，这里的“靺鞨国”，当即指渤海国。此事发生于唐玄宗开元八年（720），在唐设黑水都督府之前，恰处于大祚荣与大武艺政权交接之际，渤海由于政治动荡，并未给出回应，应该并非一次正始的官方接触。但日本“观其风俗”的表述，毫无疑问表现出一种上位宗主国到下位藩国进行“采风”的高高在上的姿态，即使这种“采风”是日本谋求自身对外政治突破发展之举。这种态度也表现在日本与渤海的正始交往之中。从《续日本纪》的记载来看，日本对高齐德等使者来到日本的行为视为“朝聘”，同样已经隐含着自居上国的“自大”心理。日本看待渤海的这种宗主国视角，在大武艺之后的大钦茂时期表现的更为明显。如唐玄宗天宝十二年（渤海文王大兴十六年，日本孝廉皇天平胜宝五年，753），日本曾对渤海发出国书，其文如下：

天皇敬问渤海国王，朕以寡德虔奉宝图，亭毒黎民，照临八极，王僻居海外，远使入朝，丹心至明，深可嘉尚，但省来启，无称臣名。仍检高丽旧记，国平之日上表云，族惟兄弟，义则君臣。或乞援兵，或贺践柞，修朝聘之恒式，效忠款之恳诚。故先朝善其贞节，待以殊荣，荣命之隆，日新无绝……由是先回之后，既赐救书，何其今岁之朝，重无上表。以礼进退，彼此共同，王熟思之。

在这封国书中，日本指责渤海国书中不向日本称臣，认为渤海是高句丽之继承国，应向高句丽一样，与日本保持“义则君臣”的关系。更何况，日本古代律令条文《延喜式·诏书式》载：“大蕃国云天皇敬问，小蕃国云天皇问”，可知这封日本送给大钦茂的国书中“天皇敬问”字样，实际上代表着日本将渤海视为所谓“大蕃国”。从这些内容来看，日本实际上延续了6、7世纪时其对高句丽的态度，将渤海视为继承了高句丽地位的附属之国、朝贡之国，其本质是日本在8世纪中前期再次构建“边缘化的日式区域秩序”的尝试。

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日本在渤海进攻登州的过程中，并未如前引大武艺国书中所记那样与渤海达成真正意义上的“亲仁结援”。一方面，日本恼怒渤海一直不向其称臣，其本身又以宗主国身份自居，因此在是否直接出兵帮助渤海进攻唐朝一事上应该出现了一种微妙的扭捏心态；另一方面，7世纪白江口之战为唐所败后，日本自身恐怕也已经失去了直接面对唐朝战而胜之的军事信心。

三、渤日“国书之争”与8世纪东北亚朝贡体系暗流

日本虽然对维护渤日之间的“亲仁结援”诚意不足，但渤日之间的交往并未断绝，双方互派使节、互送国书的行为在整个8世纪都一直延续。自753年日本在给大钦茂国书中表达了对渤海不对日称臣的不满之后，8世纪中后期渤日之间的国书中，日本一直表现出对这一问题的持续关注，并不断明示、暗示渤海应将日本视为宗主国，向日本朝贡。

如唐代宗大历七年（渤海文王大兴三十五年，日本光仁天皇宝龟三年，772），大钦茂派壹万福率300余人出使日本，日本“先是责问渤海王表示无礼于壹万福。是日告万福等曰：万福等实是渤海王使者，所上之表，岂违例无礼乎，由兹不收其表……万福等修改表文，代王申谢。”指责渤海无礼。在光仁天皇给大钦茂的回书中，重申渤海为高句丽继承者之事，云：“昔高丽全盛时，其王高氏……亲如兄弟，义若君臣……爱泊神龟四年，王之先考左金吾卫大将军渤海郡王遣使来朝，始修职贡”，要求大钦茂“王袭遗风，纂修前业，献诚述职，不坠家声”，并指责大钦茂国书“今省来书，顿改父道。日下不注官品、姓名，书尾虚陈天孙偕号。远度王意，岂有是乎？近虑事势，疑似错误。故仰有司，停其宾礼。但使人万福等深悔前咎，代王申谢……方今大氏，曾无事故，妄称舅甥，于礼失矣。后岁之使，不可更然。若能改往自新，实乃继好无穷耳。”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的这封国书中，提到渤海大钦茂在“书尾虚陈天孙偕号”，这使得光仁天皇极为不满。在日本神道教文化中，“天孙”即“天照大神”之孙，源自《古事记·神代卷》所载之“天孙天降”神话，其基本内容为天照大神之孙琼琼杵尊受天照大神之命统治日本（《古事记》称之为“苇原中国”），日本天皇的即位仪式“大尝祭”即是模仿天孙降临神话中婴儿琼琼杵尊被羊膜所包裹而降临于世的情景，故“天孙”之称实际上代表了日本天皇统治的正当性来源。因此，不难理解光仁天皇认为大钦茂自称天孙为僭越之举。

壹万福出使日本后，唐代宗大历八年（渤海文王大兴三十六年，日本光仁天皇宝龟四年，773），渤海乌须弗再次出使日本，并递交国书，日本对此封国书同样不满，《续日本纪》载：“前使壹万福等所进表词骄慢，故告知其状，罢去已毕。而今能登国司言：渤海国使乌须弗等所进表函，违例无礼者，由是不召朝廷，返却本乡。”唐代宗大历十四年（渤海文王大兴四十二年，日本光仁天皇宝龟十年，779），渤海高洋弼出使日本，日本再次表示所谓“进表无礼，宜勿令进。”至8世纪末渤海大嵩璘统治时期，795年（唐德宗贞元十一年，渤海康王正历元年，日本恒武天皇延历十四年），渤海吕定琳出使日本，次年（796），恒武天皇回书中认为“胜宝以前诸启，颇存体制，词义可观。今检定琳所上之启，首尾不慥，殊为旧义，朕以修聘之道，敬礼为先，苟乖于斯，何须来往？”恒武天皇不满之缘由，在于吕定琳所呈之渤海国书，“首尾不慥”，“即国书的首尾称呼不合实际——即渤海不以君臣相称”，仍然是在对渤海不对日称臣表示不满。

日本的种种不满背后，也揭示出这样的历史现实，无论日本如何要求，渤海始终没有将日本视为唐以外的第二个宗主国，始终拒绝对日称藩，而是平等看待，这一对日的基本态度，贯穿8世纪渤日关系始终。实际上，大武艺后，渤海放弃了南进战略，并且与新罗关系有所缓和，联合日本，甚至乞求日本军事帮助已经不再成为渤海迫在眉睫之事。并且，大钦茂时期的渤海，开始其北进进程，渤海北部靺鞨各部基本被其吞噬殆尽，势力得到极大增长。如《新唐书·黑水靺鞨传》记载：“拂涅，亦称大拂涅，开元、天宝间八来，献鲸睛、貂鼠、白兔皮；铁利，开元中六来；越喜，七来，贞元中一来；虞娄，贞观间再来，贞元一来。后渤海盛，靺鞨皆役属之，不复与王会矣。”这一记载中的拂涅、铁利、越喜、虞娄皆为黑水靺鞨部，其至唐朝贡最晚是在开元年间，其后此四部靺鞨再未单独至唐朝贡，成为了渤海附属。这表明，在8世纪中期，渤海已经完成对其北方黑水靺鞨各部的征服，成为东北亚地区一支绝对无法被忽视的政治力量。更何况，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唐册封大钦茂为渤海国王，渤海遂由郡升藩，这自然使渤海更加无法接受视日本为宗主的要求，并且开始尝试在日本一直试图在建立的“边缘化的日式区域秩序”或“东夷小帝国”体系之外，建立属于渤海自身的政治秩序。这也就无怪乎在公元772年，大钦茂向光仁天皇自称“天孙”，酒寄雅志认为，这是渤海试图凸显自身存在感，并坚持以自身为中心的天下观念之举。王承礼也认为，这是在把渤海政权的王位披上神权外衣，以之和日本争取地位上的平等。此皆为公允之论。

综合而言，公元8世纪，如果说以唐朝为核心所建立起的一极多强式的朝贡体系运转模式是东北亚区域政治转圜之主旋律，那么渤、日之间以“国书之争”为表征，双方各怀心机，试图在唐以外另起一端的合作与斗争，就成为此时东北亚朝贡体系之暗流，成为我们观察古代东北亚朝贡体系运转情势的一个重要窗口。

（作者系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李琳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