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荣林 谭云清

地区接合部“边际效应”容易被双方忽视，原因在于不同行政区划的各自管辖权只适用于“边内”，不适用于“边外”，而边际管理不在职权范围。事实证明，边际管理一旦被重视，其效应将成为激发两地经济互动发展的机遇。

诸如20世纪80年代的“苏南模式”，以及广东发展模式，地区结合部效应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情况。

加快资源从低水平配置地区流向高水平地区

这一规律导向，迫使资源配置水平相对较低的地区，为维持本地区存量资源规模和扩大增量资源，而努力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上下功夫，将资源从计划配置模式，“暗渡陈仓”成为市场配置模式。

20世纪80年代“苏南模式”就是通过“星期日工程师”活动，将上海广大技术水平较高，而又被长期闲置的大量工程技术人员，吸引到苏南乡镇企业，提高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事实证明，要素资源禀赋地区往往是生产力水平被压制的地区，无论是人才资源，还是物力资源禀赋的地区，无不如此。究其原因，皆出于“资源悖论”，资源贫乏地区靠资源配置效率去争取资源，结果推动了经济集约增长，提高了生产力；资源禀赋地区靠资源粗加工转移，去维系经济粗放增长，降低了生产力水平。结合部地区资源配置手段的落差，决定了资源流向、加快了资源的流速，当资源开始进入约束时代，经济转型的压力必然转化成地区之间制度创新的攀比性突破。

地区异质共生促进经济增长点趋于多样性

行政区划边界的走势，往往会依据地势、地貌、地理特征来划定。换言之，接合部的边界往往又是地理生态系统相对丰富的地段。据人类生态学关于"多样性导致稳定性"的基本观点，边界地区生态系统越复杂，异质共生现象就越明显。接合部的区位特征催生了两种不同的生态系统的叠加：

第一种是由于不同管辖地所导致不同的制度安排和差別性的政策设计，形成了特殊的政治生态系统；第二种是由于边界地区特殊地貌特征所形成的丰富的自然生态系统。由于结合部地区产业发展受到相对复杂的自然条件和政策环境的交互影响，其经济增长点的多样性必然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稳定性。

有利于推动结合部地区实施经济赶超战略

区域经济的发展，往往呈现从非均衡态走向均衡态的轨迹。综上所述，地区经济之间的落差，扩大了当地借鉴周边地区发展经验的机会和冲动，从而容易激励本地区经济走上赶超发展之路。赶超，是一个复合概念。赶，是指比速度，驱动力主要靠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的投入；超，是指比质量、比水平，驱动力主要靠创新推动，即提升综合要素生产率。这就解释了我国城际之间为何只有成功追赶的先例，而难有成功超越的先例。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创新远比投资难。当然，创新驱动中，制度创新更比技术创新难，周边城市接轨上海的“示范区”建设，应当重在制度创新的示范，而非别的示范。

有数据显示，沿沪城市年均GDP增长率的空间布局结构显示，经济增量最高和增速最快的地区，往往是各城市原有中心城区，而非"沿沪"的边界区位。因此，“一厢情愿”式的单向接轨，应尽快走上“共赢式”的多元互动轨道，即区域一体化战略，旨在将双边经济体非理性博弈性的互动，上升为多边经济体理性协同性的联动。

(此文是沪苏浙皖“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重点领域与先行政策研究”的阶段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