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王春华

每年春夏之交，北方不少城市的街头便会飘起漫天飞絮。有人掩鼻而过，有人戴上口罩眼镜，有人干脆减少外出。对于过敏体质的人来说，这绝非诗意的“春日飞雪”，而是一段实实在在的煎熬期。市民们在社交媒体上抱怨、在政务热线中投诉。大家的不满指向一个根本问题：城市里的树，究竟为谁而种？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却很难有统一答案。

很长时间里，中国城市的绿化工作遵循着以“量”为核心的逻辑。绿化覆盖率、森林蓄积量、人均公园面积——这些可量化、可考核的指标，成为衡量一座城市生态环境的主要标尺。在这一导向下，生长快、成本低、易成活的树种自然受到青睐。杨树、柳树、柏树等乡土树种被大量推广，它们在城市防沙固土、增绿添彩方面也确实立下了汗马功劳。那时候，“让城市绿起来”是首要任务，市民对飞絮、花粉的敏感度也远不如今日。

然而，当城市绿化覆盖率不断提升、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之后，市民的期待也在悄然升级。人们不再满足于“看得见绿”，更在乎“呼吸得到健康”。过敏性疾病的发病率居高不下，花粉、飞絮从“无伤大雅的自然现象”变为“影响生活质量的现实困扰”。这一变化，折射出城市发展主要矛盾的转移：从“有没有”到“好不好”，从“绿不绿”到“健康不健康”。

面对市民的困扰，一些地方的做法还是“应急式”的。投诉多了就喷水、修剪，问题严重了就砍树、换种。但这种“头痛医头”的做法，往往治标不治本。更值得反思的是，个别地方简单粗暴地“一砍了之”，不仅浪费了数十年的生态积累，也回避了更深层次的治理命题。

事实上，当下的城市绿化困境，不是什么“非此即彼”的选择。保留绿化成果和回应市民健康关切，两者都是正当诉求。真正的难题是：怎样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点？这需要一套更精细、更科学的治理办法。

值得肯定的是，一些城市已经开始探索治本之策。在树种选择上，从“乡土优先”走向“健康优先”，建立致敏树种负面清单，从源头减少花粉、飞絮的产生。在技术手段上，利用纳米缓释药剂抑制雌株花絮形成，使控絮率大幅提升且效果持续多年。在管理机制上，建立飞絮实时监测预警平台，以街道为单位发布风险等级，变“被动应对”为“主动布防”。在法治保障上，将致敏原治理写入地方性法规，明确政府属地责任，使防治工作从“运动式”走向“常态化”。

这一系列举措的背后，是一场深刻的理念变化：城市绿化，不能只算“生态账”，还要算“健康账”。这不是对过去绿化成就的否定，而是新的发展阶段城市治理逻辑的升维。城市在变，市民的需求在变，治理的思路也得跟着变。

当然，改变不可能一蹴而就。老树的更新换代需要时间，新品种的选育推广需要周期，生物多样性和单一物种控制之间的分寸也得拿捏好。但方向是清楚的：城市绿化不应该是“种下去就不管了”的静态工程，而应该是持续动态优化的治理过程。

城市是人的容器，树是城的生机。当飞絮不再扰人清梦，当花香真正沁人心脾，草木之间的治理智慧，便是“人民城市”最朴素的落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