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季晓莉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3月17日对媒体表示，特区政府将全速编制“香港五年规划”，在第四季度展开公众咨询，于年底前公布正式文本。规划会就各重点领域制定五年愿景和目标，将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建成“不断延续的动态循环”。这一规划的编制工作将由特区政府政制及内地事务局主责，特区政府各司局长全力推动、共同参与，在行政主导下设立特区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及意见收集机制。

香港特区政府发展局当天向特区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提交讨论文件，希望为北部都会区的规划和地政程序拆墙松绑，容许弹性、动态地规划北都土地，通过便利跨境要素流动，协助产业落户北部都会区。

根据李家超的阐述和香港社会各界的讨论，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重点将紧扣国家对其“八大中心”的定位，并聚焦于新的增长引擎：巩固具有传统优势的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强化离岸人民币业务、财富管理、高增值航运服务等；培育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等新兴引擎，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将其打造为“产业+人才”的新引擎，形成“南金融、北创科”的格局；通过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化区域协同，深化与深圳、广州等湾区城市的“软联通”；由“超级联系人”的角色升级为“超级增值人”，为内地企业出海提供金融、法律等专业服务，共同“并船出海”；直面住房、青年、安老等深层次矛盾，通过经济发展为解决民生问题创造空间，让市民分享发展成果。

人们肯定会好奇，奉行自由市场经济的香港为什么要做中长期发展规划？作为“一国两制”的新实践，这个规划能否在体现香港高度自治的同时，提升其经济效率和活力？它将如何深化与内地的发展融合？可以想见，它最终的执行效果会成为外界评判的焦点。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政制及内地事务局”是一个什么机构。简单来说，它是香港特区政府总部里的一个重要决策局。对内，它确保香港的政制有序运行；对外，它主动谋划、协调和推动香港与内地全方位、深层次的合作，将香港的发展需求与国家战略紧密结合起来。它还统筹管理香港特区政府驻内地的5个办事处，服务在内地的港人港企，支援特区政府“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督导组”“内地企业出海专班”等，主动对接国家的“十五五”规划，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重要战略。在具体领域进行磋商时，它会牵头或协调各政策局，与内地对应部门成立专责小组或专班，解决具体领域的规则衔接、政策落地问题。

香港首次编制属于自己的五年发展规划，既是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战略举措，也标志着其施政理念从过去较为零散的年度规划，向更具前瞻性和系统性的中长期蓝图转变。从香港社会各界的反应态度来看，普遍积极、支持，认为这是香港“由治及兴”新阶段的关键一步。

香港民意支持实施“五年规划”可不简单，这是对内地通过14个“五年规划”的建设达到繁荣昌盛的高度肯定。内地通过一步步实现规划目标，完成了看似不可能的跨越式发展梦想，在全球都是独一份。近水楼台先得月，这对在全球经济新形势下面临一系列挑战、渴望有更好发展的香港人来说，吸引力越来越强。

其实，早在20世纪中叶，随着经济活动的复杂化，法、德、日、韩等国家就开始引入不同形式的“规划”或“产业政策”，以弥补市场失灵、促进经济结构转型，但资源最终由私人资本根据市场利润来配置，规划的实施效果取决于企业的配合程度。而中国的规划具有战略性和指导性，在关键领域和重大项目的资源配置上，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执行力。其规划的根本目的是以人民为中心，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作为管理工具，规划是现代社会应对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一种选择。和内地的五年规划相比，香港的这份规划虽然也叫“五年规划”，但两者在性质和执行方式上会有显著差异，后者预计将是一个充满“一国两制”特色的战略框架。

从规划性质来看，内地规划既有约束性指标，又有预期性指标。规划经全国人大批准后，约束性指标体现政府公共领域兜底责任，而预期性指标体现着预期引导。香港的规划是否会有约束性指标目前尚未明确，但估计可能更接近一份具有权威性的“战略政策框架”和“行动纲领”，或许会有更多预期性内容，通过设定清晰的愿景和目标，为市场提供稳定预期，引导资本投向北部都会区、创科产业等符合国家战略和香港未来发展的领域，以引导、协调和凝聚各方力量为主。

从推行机制来看，内地规划对于重大项目实行“项目跟着规划走，资金和要素跟着项目走”，还建立了中期评估等管理机制，刚刚审议通过的国家发展规划法为规划编制、实施和监督提供更全面的法治保障，确保“一张蓝图绘到底”。而香港估计会主要依靠财政投入、土地供应、税负优惠、简化程序等市场化手段推动规划、引导资源流向，并通过每年的施政报告和财政预算案来逐步落实。

当然，评估这份规划的最终效果，不能简单地套用内地的标准，而应观察它是否为香港发展带来了切实的推动作用。人心齐，泰山移。规划编制的过程本身就是一次全社会的大讨论，成功凝聚社会各界对香港未来发展的共识是首要效果。规划能否将宏大定位转化为北部都会区开发等具体可操作的行动路线图和产业布局，是规划能否取得成果的关键。在粤港澳大湾区“一国两制三关税区”的框架下，规划能否在资格互认、数据流通、资金跨境等“软联通”方面取得实质性制度突破也很关键。最后，要看香港市民能否切实感受到经济活力增强带来就业机会、住房和交通等民生问题得到有效改善、“获得感”增强。

在“一国两制”框架下，香港能将国家治理的成功经验与其自由市场特征相结合。融入国家发展“一盘棋”并不损害香港作为特区的独特性，反而给其更大底气。

在全球经济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下，一份清晰的中长期规划能为香港自身和国际投资者提供明确的发展预期和政策可预见性，从而稳定社会信心，吸引长线投资。过去香港更多是配合国家规划中的涉港部分，现在通过编制自身的“五年规划”，可以主动、系统地设计自己在国家“十五五”乃至更长时期中的角色定位和发展路径。

提出规划、实现规划，其实是一次全新的改革与再出发。“一国两制”下，香港如何与国家同频共振，“五年规划”将成为绝佳观察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