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投资不能只看总量增速，关键看资金是否精准投向补短板、优结构、增后劲的领域，并形成真实实物工作量与带动效应。
□ 本报记者 王春华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2%，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20.6%，民间投资下降10.4%；同期，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4.9%，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增长9.3%，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9.7%。总量承压与结构向优并存，构成当前投资形势最值得辨析的反差。
对前三季度投资增速下滑，应概括为“需求不足下的惯性回落”，还是“新旧动能转换中的结构性阵痛”？如何认识新形势下的投资工作？又该如何有效应对？日前，记者专访了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投资研究所研究员邹晓梅。
记者：前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在总量和结构上呈现什么特征？
邹晓梅：从总量来看，1~9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2%，与1~8月持平，降幅扩大的趋势得到遏制。从结构来看，伴随我国经济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投资也呈现出向新向优的高质量发展特征。从行业层面来讲，高技术产业投资保持快速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4.0%和6.6%，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加快发展。从投资形态来讲，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9.7%，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9.3%，投资转型升级不仅局限在新兴领域也发生在传统产业。
记者：设备更新和高技术投资的高增长，能否从“结构性亮点”升级为“总量性支撑”？
邹晓梅：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9.7%，占全部投资的比重接近20%。但与发达经济体相比占比仍然偏低，2012~2022年，美国、德国和日本设备投资占比均值超过30%。设备工器具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要素，与产品和服务的生产直接关联，是先进技术推广应用的重要载体。促进设备投资增长是未来我国扩大投资的主要方向，有利于制造业需求增加，道路、桥梁、厂房等建筑工程投资效益发挥。
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4.9%，拉动全部投资增长0.5个百分点，在整体投资中的占比超过10%。从国际比较来看，随着经济发展、技术进步，以信息通信、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高技术服务业占比将逐渐增加，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制造，化学原料和化工品制造，运输设备制造等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占比也会增加。高技术产业是未来投资增长的重要方向，投资占比将逐渐提升，支撑总体投资增长的作用将不断显现。
记者：基建投资仍在负增长，如何理解“六张网”建设的带动效应？
邹晓梅：基础设施投资同比下降4.2%，主要受电力生产、水利、公共设施管理等投资下滑拖累。2026年“六张网”及相关重点领域建设投资规模将超7万亿元。包括“六张网”在内的一大批重大工程项目加快落地建设，带动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相关投资较快增长。前三季度，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46.7%，航空运输业投资增长13.8%，水上运输业投资增长13.5%，电力供应业投资增长11.2%，是基础设施投资增长的重要托举力量，有效弥补了部分传统基础设施投资下滑造成的缺口。
记者：民间投资持续负增长，请问如何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和动能？
邹晓梅：民间投资同比下降10.4%，主要原因是周期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叠加。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一是要灵活高效运用降准降息等多种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降低企业融资成本，让企业投资“算得过来账”；二是切实扩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对民间资本开放，强化要素保障，加强公平竞争，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逐渐培养壮大一批有竞争力的民营企业；三是适时推动水电气等公用事业价格改革，增强企业投资积极性。
记者：外资-4.3%与高技术外资+33.8%，哪一个信号更能代表2026年中国投资环境的“制度确定性”？
邹晓梅：前三季度，全国实际使用外资5488.1亿元，同比下降4.3%，与此同时，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2285.3亿元，同比增长33.8%，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6%，科技成果转化、研发设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等领域吸收外资增长较快。我国依然是外商直接投资的理想目的地。
随着经济发展，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比较优势发生变化，劳动力成本优势在下降，但是在技术、人才、市场和产业配套方面的比较优势明显提升，使得高技术领域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增强。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资金密集型行业相比，高技术领域投资对实物投资的依赖下降，投资呈现小规模、分阶段、轻资产布局的特征。
记者：当下，固投能不能代表“投资”？“投资于人”在固投中几乎不可见，从统计口径和考核上应如何衔接？
邹晓梅：投资包括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狭义的人力资本投资是指通过教育、培训、健康改善等方式提升个人或群体的知识技能和健康水平；广义的人力资本投资是指劳动力的生产过程，即劳动者用产品和服务来满足自身生活需要，使消耗的体力和智力得以恢复，使劳动力再生产出来，既包括提高生育意愿增加劳动力数量，也包括提升劳动力预期寿命、延长劳动年限，还包括提升劳动力知识和技能水平。
人的发展需要消费，消费离不开生产，生产需要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投入，因此，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具有内在一致性。固定资产投资指标主要刻画物质资本积累的过程。但投资于人中的“投资”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固定资产投资，是以推动人的发展来配置资源，是一个系统性工程，涉及到收入分配改革、政府支出结构调整、固定资产投资结构优化等方面，难以在当前的固定资产投资指标中体现，需要构建一套综合性的、结果为导向的指标体系来体现。
记者：当前投资重点正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换挡”期投资的底层逻辑有哪些深刻变化？
邹晓梅：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产业结构也在持续的转型升级，服务业比重上升，高技术产业加快发展。当前我国投资重点正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
制造业投资方面，企业投资主要聚焦于设备更新换代、厂房改建翻新，新建厂房、产能扩张等规模较大的投资活动将减少，同时，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快速增长，研发和软件等知识产权产品投资显著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方面，正由大骨干、大框架向毛细血管延伸，由新建投资向更新改造、运营维护投资转变。房地产开发投资方面，城镇化进程减速放缓、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等宏观基础性因素对未来住房需求增长形成客观约束。城市发展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城市更新投资需求增加。
记者：“十五五”时期如何扩大有效投资，中国投资增长的新“锚”是什么？
邹晓梅：结合国内外形势，“十五五”时期扩大有效投资可重点聚焦于四方面：一是加强安全韧性领域投资。世界变乱交织、动荡加剧，大国博弈更加复杂激烈；极端天气频发，防灾减灾救灾压力持续上升；人口向中心城市聚集叠加老城旧城基础设施老化带来的风险隐患增加。加大安全韧性投资，提升重点领域安全能力迫在眉睫。二是加大创新领域投资。解决经济发展中的“卡脖子”问题，提升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必须依靠自主创新。三是加快以人的发展为导向的投资。加大教育医疗、养老托育、文化体育等领域投入，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四是加快绿色低碳投资。我国实现“30.60”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时间紧、任务重，亟需加快能源结构调整，增加水电、风电、太阳能光伏等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加强终端用能部门节能提效和电气化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