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决定产业体系竞争力的，是制造业能不能向高端攀升，生产性服务业能不能跟上并支撑这种攀升。中国正在走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进化的道路，以此对抗两种风险。

□ 本报评论员 付朝欢

9月16~17日，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在京召开。先进制造业大会已召开过多次，今年提级为全国性大会。5个月前，4月7~8日，全国服务业大会在京召开，这是新时代首次聚焦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服务业而举行的全国性大会。两场会，习近平总书记都作出了重要指示。

把这两场高规格全国性大会放在一起观察，能解读出一个鲜明信号：中国不会走制造业衰落、服务业占比被动膨胀的老路，而是要走制造业升级、生产性服务业协同壮大的新路。与之配套的，产业政策的评判标准，也已经从“比谁占比高”的数量思维，转向了“比谁更有竞争力”的质量思维。

从一个退表的主要指标说起

“十一五”到“十三五”规划《纲要》里，有一项主要指标叫“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但从“十四五”规划《纲要》开始，这个指标就从主要指标表里退出了。

并非不重视服务业，而是因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个比重指标的局限性日渐显露——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属于反映经济结构变化的指标，更多取决于经济系统内部的相对关系，难以真实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的变化，更难以准确体现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

国际经验教训显示：一些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后期经历了明显的“去工业化”过程，制造业比重持续下降，乃至出现产业空心化；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尚未完成工业化的时候就出现了制造业比重过早、过快下降的现象，导致去工业化、产业升级停滞、经济结构失衡甚至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困境。

数据显示，2006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32%的峰值，随后逐渐下降。早在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深刻指出“我国仍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却已出现制造业占经济比重过快下降问题，必须引起高度关注”。

正是基于这些考虑，“十四五”规划《纲要》取消了“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指标，同时提出“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向全社会表明：我们不能用延缓制造业发展和产业基础升级、降低制造业增加值比重的代价，来换取服务业增加值比重的提升，更不能因为强调服务业增加值比重指标，导致制造业衰落、产业基础升级受挫甚至产业空心化。

再认识“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

2025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24.7%，趋于稳定并保持在合理区间。“十五五”规划《纲要》进一步提出，“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制造业比重保持在多少才算“合理”？《红旗文稿》近期刊发的理论文章指出：“合理”不是简单的数量概念，也不是静态的比例要求，而是立足我国现代化建设阶段特征，对产业结构优化、产业体系功能、宏观经济稳定、国家战略能力提出的综合要求。

学界和理论界有观点认为，制造业比重应守住25%~28%这一红线。还有观点认为，应稳定住“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目前，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不到35%，和欧盟的40%、美国的47.7%相比，差距较大。

从地方实践来看，河南、吉林、辽宁分别锚定，到2030年，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28%左右、25%左右、24%左右的量化目标。湖南追求制造业内部结构的优化，提出“到2030年，先进制造业占全部制造业比重提升至54%以上”。广东则实践了将“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合计占比作为重要指标，该省明确到2027年，制造业比重达到35%以上，合计占比达到65%以上；到2035年，合计占比稳定在70%左右。

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是基础，制造业内部能不能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发展是制胜的关键。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强调，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智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

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进化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列为战略任务之首，并作出系统部署。

制造业和服务业，都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的融合嵌入程度正在日渐加深。特别是服务业中的生产性服务业，本质上是制造业的延伸——研发设计、现代物流、金融服务、商务咨询，这些都是制造业价值链上的环节。制造业越往高端走，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就越旺盛；生产性服务业越发达，制造业升级的支撑就越有力。

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能够是能够实现在产业升级的同一进程中协同进化的。当我们把观察的视线放到省级层面，能更清楚地看到这种协同进化正在以不同的路径发生和演化——

“制造业大省”广东，在今年年初的全省高质量发展大会上定下基调，要形成“以制造业之强牵引服务业之优，以服务业之优增进制造业之强”的良性循环，在“制造强省”与“服务高地”相互成就中打开产业发展新天地。广东还提出包括“先进制造+服务”在内的“5个+”“5个制造”，把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翻译成了一套可执行的“产业语法”。

被赋予“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使命的湖南，6月3日召开全省服务业大会，6月5日又召开全省打造先进制造业高地推进大会。两场会紧挨着开，背后是统筹推进服务生态搭建和制造业高地打造的深意。同一时间，《湖南省推进新型工业化和制造强省建设“十五五”规划》印发，提出制造业发展的六大类21项主要指标，同时明确落实“两业融合共进”行动。

北京、浙江、四川等省市虽没有对制造业比重设定量化目标，但不约而同地对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服务业增加值比重提出到2030年达到65%左右、55%左右和45%左右的目标，体现了从“追求规模数字”向“注重结构质量”的转变。

从两场全国性大会的顶层部署到各地方的探索和实践，都深刻表明：真正决定产业体系竞争力的，是制造业能不能向高端攀升，生产性服务业能不能跟上并支撑这种攀升。中国正在走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进化的道路，以此对抗两种风险——过早去工业化的拉美陷阱和金融化过度膨胀的英美病。这条新路，没有现成模板可循，但我们已经下定决心要走通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