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开放大学成立“双社”创新实验室探寻教育兴治新路径  

改革网讯(通讯员 曹洪)7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为基层治理现代化指明了新方向。仅仅两天后，江苏开放大学主办的学术座谈会便在南京召开。

来自北京、上海、福建、浙江、江苏、成都等多地的政府官员、高校专家、基层实践者齐聚一堂，首次就“教育与服务协同融合，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生态”展开前沿探讨，标志着社区教育与社会治理的深度融合由此从学理探究走向政策实践前台，其核心关注也更进一步，从如何让社区教育不再局限于“办班教课”，到成为激活基层治理末梢的“元机制”。中共江苏省委社会工作部、江苏省教育厅有关领导应邀参会指导。

↑座谈会现场

破局之问：从“悬浮的教育”到“有温度的治理”  

谈及教育，中小学教育一定是先入为主的命题，这就让往往被误认为只与成人相关的社区教育总带着一种“碎片感”和“悬浮感”。座谈会上，江苏省教育厅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社会教育处处长殷雅竹道出了许多教育行政管理者的困惑：好像从事社区教育的同志在整个教育体系内部缺少存在感！

然而，这种“悬浮”在基层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现实镜像。殷雅竹在调研中发现，许多社区书记对社区教育的渴求超过了教育系统内部。因为无论是拆迁安置小区的矛盾化解，还是引导休学青少年心理回归——众多社区治理的痛点往往单靠行政力量无法解决，基层社区普遍呼唤一种更柔性、可持续的方式，社区教育由此凸显。

↑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首席专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志勇

当“全域教育时代”到来，知识的折旧期缩短，人的素养更多是在生活实践中形成时，教育安则社区安，教育安则社会安。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首席专家张志勇在发言中提到了一个全新的概念：“教育安居”。更一针见血地指出：“没有教育，制度社会是空的。”这一认知的转变，直接将社区教育定位从“教育惠民”拉升到了“教育兴治”的高度。

今年5月，江苏开放大学在全国高校系统率先成立了首个“社区教育与社会治理创新实验室”。近30位专兼职研究员中，40%来自高校，负责理论、模型与个案研究；60%来自基层一线或专业的社会服务机构。

受邀担任该实验室客座副主任的雨花台区政协一级调研员徐立在解释为何由开放大学来引领探索时表示：“开放大学本身承担着社区教育、全民终身教育和继续教育的天然职责，具备深入社区、一体化推进的独特条件与能力。”

↑江苏开放大学党委书记丁荣余

正如江苏开放大学党委书记丁荣余所言，开放大学的主业正是构建学习型社会国家战略的落笔之处，之所以搭建将社区教育与社会治理二者相融合进行研究的科研平台，目的不是对既有社区教育的简单延伸，而是在社区教育、社会工作、基层治理和社会服务交叉地带，探索一套新的知识体系、实践体系和制度协同机制。

也就是说，社区教育不能只是终身教育体系中的一个板块，也不能只是面向居民的课程安排和活动组织，而应被当作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深层基础。它更应关切居民如何被激活，关系如何被重建，公共精神如何被培育，社会组织如何被孵化。

事实上，这种“教育兴治”的破局，在全国各地的基层探索中已有端倪。以浙江义乌市何斯路村为例，面对传统乡村治理中村民原子化、公共意识淡薄的困境，该村没有依赖生硬的管控，而是通过挖掘乡土文化与乡贤资源，将社会教育深度融入乡村治理。通过创办乡村学校与乡贤讲堂，何斯路村成功唤醒了村民的自治意识与公共精神，让原本松散的个体重新凝聚成利益与情感的共同体。

痛点剖析：传统“兜底服务”的结构性困局

基层治理难归根结底是“人”的问题，也是“资源”的问题。当前，众多社区服务在向为老为小、协同育人等领域延伸时，往往面临专业资源供给缺乏的困境。长期以来，基层习惯于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让社会组织提供社会服务。但在当前财政预算压缩的背景下，部分服务面临着断供。

↑上海市徐汇区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解蕾

一方面是老百姓对社区服务水平、需求不断增长，一方面是提供服务的社会组织维系运营难。江苏开放大学“双社”创新实验室在走访调研中发现，社会组织一旦失去资金“输血”，便无力维持运营，导致社区服务打折扣。这就带来一个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即社会组织如何实现自身造血、发展壮大？

与此同时，供需之间的结构性错位也愈发明显。头部优质服务机构虽然专业能力强，但其“毛细血管”无法触及社区，下沉成本极高；而社区虽然贴近居民，却缺乏提供专业、个性化服务的能力。“有资源的下不去，有需求的接不住”的尴尬局面使得传统的“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模式在精细化治理面前显得进退两难。

↑成都市武侯区玉林东路社区党委书记杨金惠

面对这一困境，参会的成都市武侯区玉林东路社区党委书记杨金惠、南京市鼓楼区幕府山街道副主任谢文龙等一批基层实践者，以及南京市社科院研究员任克强等研讨中一致呼吁：必须寻求一种新的机制，将优质资源与社区需求精准对接，让服务从“单向输血”走向“内生循环”。

“社区其实有资源，也有能人，只是他们之间关系是松散的，没有被看见！”实验室秘书长张馨月在调研中看到了一个普遍存在于社区中的现象：服务供给碎片化、专业运营力量不足、居民参与积极性不高，三个痛点指向一个核心：人没有被激活。所以，社区教育理当成为一个沟通、实现的场域，成为基层治理长效运转的“前置基础”，而不只是辅助手段。

机制重构：多维视角打造“教育兴治”实践样本  

不同的社区有着迥异的物理形态、矛盾症结与利益诉求，其复杂性决定了治理绝不能搞“一刀切”，这就要求在探寻重构机制时，必须具备多维视角。从千差万别的基层表象下发现潜藏着某种根本性的共通逻辑，使其成为解开万千社区治理之锁的“万能钥匙”。循着这一从“多维”到“共通”的探究思路，江苏开放大学“双社”创新实验室提出了一套方案：大力培育“社区主理人”（或称社区合伙人）。

↑江苏开放大学“社区教育与社会治理创新实验室”特邀研究员徐立

所谓“社区主理人”是介于政府、市场和居民之间的“第三种力量”，不是政府雇员，也不是纯粹的商业机构，而是扎根社区的居民。“主理人不是招募来的，是发现来的。”实验室团队人员告诉记者，通过“遴选培育、赋能支持、激励保障”三层闭环，实验室正在努力构建一种借鉴蜂巢挪窝时所选择的“蜂群智慧”。

具体而言，就是挖掘社区内有服务意愿与能力的本地人才，经辅导、培训、孵化、陪跑，让其承接头部优质服务机构下沉的服务内容，成为真正的社区合伙人。这些合伙人凭借社区居民的信任与熟悉度，提供精准的市场化服务，并以此收益来平衡公益服务的成本。

↑座谈会上6位兼职研究员集中交流

这种“公益为主、低偿补充”的路径结合财政兜底、市场化服务既解决了社会组织依赖财政投入生存的困境，还创造了巨大的社会价值。“全省有一万七千多个社区，如果每个社区能培养两到三个社区主理人，不仅能解决数万名居民在家门口就业问题，还能让社区两委拥有得力的助手，其运营实体也可转化为社区经济的主体。”南京市社科院研究员任克强认为，主理人在提供为老、为小、为民等精准服务的同时成为基层治理的触角，服务增容扩面了，治理也由此直达末梢，而发现并培育主理人的过程也是开展社区教育的内容之一。

↑南京市社科院研究员任克强

“教育不仅是人才培养的渠道，更是社会治理的基础性工程。”在南京市教育局职社处处长黄子亮看来，西善桥理想教育小镇等一大批优秀社区教育品牌，成功地把居民从“被服务者”转变为“建设者”，实现了从个体素质提升、家庭家风培育，到社区邻里互信、社会协同共治，最终实现“治理内生”等五个层级跃升，实现了治理成本降低和效能提升双赢。

愿景展望：让每个社区都拥有“第三空间”

这种“内生循环”的探索，在多地已结出硕果。比如南京市莫愁湖街道以“小课堂撬动大治理”，通过开设贴近居民需求的各类社区教育课程，不仅重塑了邻里关系，更在潜移默化中提升了社区归属感与居民参与度；成都市武侯区玉林东路社区则在社会组织、地产与社区运营的协同下，构建了参与式社区治理的教育生态，有效破解了专业资源下沉难的问题。

↑福建省全民终身教育促进会会长陈宜安

来自福建的陈宜安团队以“小学堂服务大战略”为理念，在农村开展的乐龄社会教育创新实践同样提供了极具价值的“福建样本”。该团队将终身教育视为生命与使命，把“老龄”问题转化为“乐龄”乐观乃至“创龄”创造。通过创办“乡村乐龄学堂”，实行“一村一学堂，一周一次学”的常态化模式，以“共同学习、共同用餐、共同作伴、共同成长”的低成本机制（如人均8元供餐），在激活农村老人潜能同时还催生了社会领域的“新质生产力”，以服务型治理有效改善了乡风文明与乡村环境。

研讨会最后，一幅关于未来的图景逐渐清晰：构建准市场化的社区教育服务大市场，将闲置的教育资源转化为社区教育阵地，建立公益、普惠、个性化三个层面的服务机制。

“社区教育要做的，不只是去发现新的力量，而是去看见已有的力量。”徐立表示，江苏开放大学成立“双社”创新实验室的初衷就是希望有越来越多“眼里有人，心中有爱”的基层治理者加入，共同携手在教育与服务协同融合、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生态道路上趟一条新路，让每个社区都拥有自己的“第三空间”——那个除了家庭和工作之外，能让居民自由连接、产生归属感的幸福所在。

↑座谈会现场

“社区教育是评价社区文明的一把重要尺子。”从“办班教课”到“教育兴治”，从“行政推动”到“内生涌现”，这场关于基层治理的探索似乎回应着与会嘉宾的一个共同期待：如果说一百多年前，陶行知等一批社会教育人是在为教育启蒙、教育救国而做，现在的社会教育则要为教育强国而做，为提升全社会文明程度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