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冬至。

这是母亲走后的第六个冬天。

窗外的风越来越紧，像一头失了幼崽的狼，在楼宇间“呜呜，呜呜”地嚎叫着。天气预报说，夜里气温要降到零下。我把房间的空调开在26度，可骨子里那份对寒冷的记忆，却总在这个日子，准时地苏醒过来。

“冬到数九。”这是母亲在世时常说的话。这话带着她那个时代特有的、不容置疑的笃定，像一句古老的农谚，又像一道庄严的仪式口令，宣告着一个漫长、严酷而又充满劳碌与温情的季节降临。

于是，我的眼前便不是这窗明几净的，空调室温26度的房间了，而是五十多年前，那个寒风刺骨的农家小院。

风是从西北方向的田野上长驱直入我家院子的，没有任何遮挡，刀子似的，能馏透身上厚实的棉衣。而此时的母亲，恰是这数九寒天里，我们全家最恒久的温暖。

那时，冬至前的“御寒”准备，是一场需要全家总动员的战役。而母亲，无疑是我们沉稳而坚韧的统帅。

御寒的第一件事，是备“冬衣”。秋深时收下的新棉花，早已在阳光下晒得蓬松喷香，被母亲仔细地收藏在箱子里。一入冬，母亲便要大姐把那台“蜜蜂牌”缝纫机，从堂屋的角落搬到最敞亮的地方，彻夜地响起来，“嗒嗒嗒，嗒嗒嗒……”那声音均匀、绵密，像冬日屋檐下将化未化的冰凌，一滴，又一滴，敲在静谧的夜里。母亲在那晕黄的灯光下，弓着背，裁衣样，铺棉花，然后让大姐用缝纫机，沿着画好的粉线，一针一脚地缝过去。母亲说，做棉衣的棉花要铺得匀，针脚要走得密，这样“绗”出来的棉衣才暖和、挺括，不会让棉絮滚包打结。我们兄弟姐妹六个，每人至少有一身尚好的棉袄、棉裤和一双棉鞋。天冷了，不能冻着孩子们，这是母亲一整个冬天里的最高追求。

我常常在半夜醒来，还能听见她和大姐在做针线时说话。那缝纫机“嗒嗒”声，从门缝里挤进来，混合着灶间余火的微响，让人觉得外面寒风再大，心里是安稳的。灯光将母亲低头劳作的身影放大，投在斑驳的土墙上，像一个不知疲倦的守护神。

“脚上没鞋穷半截”，母亲这样说，其实是在意防止寒从底来。于是，打毛窝子的前期材料准备工作，便成了我们星期天必须完成的任务。河塘边的芦苇，顶着一蓬蓬雪白的芦花，在寒风里瑟瑟地摇曳着。我们踩着冰碴子，“噼里啪啦”地把芦花折下来，运回家。母亲早已搓好了结实的麻绳。她坐在小凳上，双腿夹住一个木制的鞋楦子，将那浸过水的、柔韧的芦花和稻草，一层层地编上去，压实。她的手指，因常年浸泡在冷水与劳作中，布满了皴裂的口子，像干涸土地上的裂纹。就是这双手，在翻飞之间，一双双厚实暖和的毛窝子便成了形。新编好的毛窝子，底子硬，硌脚。母亲会扯一把芦花，细细地、均匀地填入鞋坑。完毕，她直起腰，用手背捶拍后颈，满意地看着大小不一，排成一列的几双毛窝子，像检阅她的士兵:“这下好了，穿上它，三九四九，脚底板也是热的。”

“御寒”的另一大项工作，是备“食”。门前小园地里的萝卜、白菜，必须在第一场严霜之前收完。母亲带着我们，将带着泥巴的萝卜下窖子，把壮实的大白菜一棵棵倒放在向阳的窗台下。最重大的工程，是“臜酸菜”和“腌咸菜”。那口半人高、釉色沉暗的大缸，这时被洗刷得锃亮，从屋檐下搬出来，占据了厨房一角显要的位置。新鲜的青菜，不管整臜，还是碎臜，都要在开水里飞快地焯一下，然后趁热一层层码进缸里，最后，压上一块大青石，或小磨盘。母亲说，这石头要压得“有分量”，但又不能“死劲儿”，得让菜在底下有“呼吸”的空隙。过些日子，缸沿边便会沁出琥珀色的汁水，空气里开始弥漫一种清新又略带刺激的酸香。这香味，会贯穿我们整个冬天，直到来年春天，在酸菜炖粉条的氤氲热气里，化作额头上细密的汗珠。

冬至后，印象最深的是漏山芋粉条。家里秋末挖出的山芋，一部分窖藏，另一部分便被母亲洗净、磨碎，过滤出洁白的浆水，静静沉淀。有时，母亲还会买邻居多余的山芋，加工制作山芋粉。数九寒天，正是“漏粉条”的好时节。因为只有持续的低温，那出锅后悬在屋檐下、竹竿上的粉条，才能迅速凝结成冰粉条，待太阳出来后，化冻的冰粉条便根根相互分离。

我记得漏粉条时，院子里临时支一口大锅，锅底柴火旺烧，锅里的水永远沸腾着。漏粉条的师傅，手持一个底部有许多小孔的瓢，将调好的粉浆匀速地漏进滚水中，瞬间便化作一缕缕透明的丝线，另一个师傅用约一米长的竹筷，飞快地捞起，在冷水里过一下，然后挂上晾竿。那粉条，在冬日稀薄的阳光下，闪着润泽的光。

母亲作为主家是不能离开现场的。她的脸庞被热气蒸得汗赤赤的，偶尔会用围裙擦擦脸，我们站在一旁看热闹，笑母亲脸上像涂了一层不均匀的粉脂，而母亲却望着那排成长阵的粉条笑，眼神里是一种收获的满足。那些粉条不仅仅是过冬的食物，还可以避开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追赶，悄悄地到集市上出售，以换取我们寒假后开学的学费。

然而，母亲自己似乎从不为这严酷的冬天准备过什么，她总在为我们张罗，将自己压缩成家庭运转里一个最俭省、最不起眼的部件。她的棉袄，常常是改自姐姐们穿旧的，颜色洗得发白，肘部打着补丁，却浆洗得干干净净。她那双“鹅掌风”手，在冬天裂口尤为严重，她会用一种廉价的“歪子油”，睡前仔细地涂上，可第二天一早浸入冷水洗菜做饭，一切防护便又徒劳。那时我不懂，只觉得母亲像院子里的那棵老桑树，默默地站在风里，理所应当地为我们遮风挡雨。

自然法则无法抗拒。母亲生命里的寒冬，比冬至里的寒冬来得更悄无声息。母亲的背佝偻了，像一根被积雪压弯的竹杆。她的动作变得迟缓，像一部生了锈的机器，转动困难了。

那年冬天，我回家，住在老屋里。夜里，我听见隔壁母亲房间传来细微的、压抑的响动。我起身过去，看见她正费力地、一点一点地挪动着身体，想要从厚重的棉被里坐起来。屋里虽开了暖气，可她坚持要盖那床她亲手缝制的、沉甸甸的老棉被，说轻飘飘的羽绒被“不压风”，睡得不踏实。她试了几次，那棉被仿佛有千斤重，她枯瘦的手臂竟掀不动它。她叹了口气，放弃了，在昏暗的夜灯下，独自坐着，发出极轻的、几乎是自言自语地呢喃：“唉，人老啦，不中用了……连床被子都掀不动，上个厕所，还得喊人……”

那声音，像一根极细极冷的针，猝不及防地刺进我心里最柔软的角落。我站在门口，光影交界之处，喉咙像被什么哽住了，发不出一点声音。我忽然无比清晰地看见，那个在数九寒天里，能为我们做出棉衣、打出结实的毛窝子、臜下满缸酸菜、侍弄出晶莹粉条、仿佛有使不完力气的母亲，真的老了。她的力气，像冬日屋檐下的冰凌，在暖阳下，一点点消融、滴落，最终只剩下这羸弱的、连一床棉被也嫌沉重的身子。她把一生的热量和温暖，都毫无保留地给了我们，最终把自己熬成了一盏在寒风里摇曳的油灯。

母亲是在初冬时节去世的，并非最冷的数九，但那天早晨，天空是铅灰色的，干冷干冷。料理完后事，我妹妹整理她的房间，在衣柜最底层，发现了一个褪了色的蓝印花布包，打开一看，竟是母亲生前没用完的几个零花钱。后来得知这包零花钱是二姐曾经给母亲平时买油条的，她一直舍不得花。衣柜里还有她早年为我们缝制棉衣剩下的碎布和针线，它们静静地躺在那里，像远古的化石，上面却分明刻写着我们家整整一个时代的温度与密码。

如今，我坐在空调房间里，轻点鼠标，快递小哥就能送来世界各地的御寒衣物与美食。我的孩子，已不知毛窝子为何物，对着“轧酸菜”的照片只会好奇。物质的严寒，似乎早已被我们甩在了身后。可为什么，自母亲走后，在每个冬至来临，风声渐紧的夜晚，我的心总会感到一种空洞的、无可名状的冷？

我忽然明白了。母亲所抵御的，又何止是那零下几度的气温呢？她是在用她全部的勤劳与爱，为我们抵御生活的贫瘠、岁月的无常，以及命运本身可能带来的凛冽寒风。她将那些琐碎、辛劳甚至卑微的劳作，化成了一件件棉衣、一双双棉鞋、一缸缸酸菜咸菜。那是一个母亲，在物资匮乏的年代里，所能创造的、最扎实的富足与最恒久的温暖。她为我们备下的，是一个无论走到哪里、身处何种境遇，都冻不着、饿不着的“精神窖藏”。那台“嗒嗒”的缝纫机声，那股酸菜香，那晶莹的粉条，那芦花的柔软……早已渗进我的骨血里，成为我感知这个世界温度的最原始的刻度。

而我，又能为母亲备下什么呢？在她生命的寒冬里，我们给予的陪伴与照料，或许曾带来些许慰藉，但终究无法逆转那必然的凋零。我们唯一能“备”下，并永远珍藏的，唯有记忆。记忆她那双皲裂的手，记忆她在灯下弓着的背，记忆她看着晾晒的粉丝时那满足的眼神，甚至记忆她老了之后，那一声无奈而心酸的叹息。

窗外的风还在吹着。我走到窗边，看着城市璀璨却冰冷的灯火，想到由于父母的离去，遥远的那个小院再也没有往日的热闹了，那口腌菜的大缸、那挂粉丝的竹竿，也湮没在时光的尘土里。但我知道，我的“数九”，从今天起，又开始了。这份寒冷，不再来自气候，它来自思念，来自一种永恒的、无法再为母亲添衣加饭的亏欠。

今日冬至，冬到数九。母亲，您那边也开始数九了吗？

——写于2025年冬至秦淮河畔

作者简介：陈平，从军23年，经济学研究生，长期在江苏省委机关工作，现任江苏省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多年笔耕不辍，有多篇作品发表在报刊杂志上，还有作品在省级机关和全军获奖，出版发行散文集《平淡是真》和《生命里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