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首次达到30万亿元，其中25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继续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截至9月底资金已全部下达；仅1至8月，以旧换新就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55万亿元、惠及2.08亿人次。补贴带来的销售数字确实亮眼，但一个老问题随之浮现：补贴退坡之后，消费靠什么？过去几年多轮消费券、购车补贴的实践反复证明，需求侧刺激能够“熨平波动”，却很难“抬升中枢”——它改变的是消费的时点，而不是消费的能力。

问题的根源，在于对“消费”本身的理解。在主流分析框架里，消费只是总需求的一个分项，是宏观经济仪表盘上等待被“刺激”的变量。但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野中，消费还有另一重身份：它是劳动力再生产的核心环节。一个家庭在食品、教育、医疗上的支出，不只是“花掉的钱”，更是劳动者恢复体力、更新技能、抚养下一代的过程——是人的能力的再生产。发券补贴作用于“既有购买力的释放”，投资于人作用于“再生产能力的扩张”；前者是存量转移，后者才是增量创造。从政策脉络看，“投资于人”2025年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同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必须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确立为规律性认识，“十五五”规划纲要进一步明确“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从首提到确立再到规划落地，一条清晰的政策演进线索背后，正是上述理论逻辑的展开。

沿着这个逻辑，“投资于人”至少包含三层递进的机制。

第一层是收入预期机制。消费函数中最硬的变量不是当期收入，而是持久收入预期。职业技能培训之所以是“投资”，在于它能形成可验证的技能溢价——但前提是培训证书与薪酬体系真正挂钩、与企业真实用工需求对接。当前“学了用不上”的普遍困境，本质是培训供给与产业需求的制度性脱节。改革方向应当是把培训嵌入产业链：企业出题、政府买单、市场评价，让技能提升直接兑现为工资条上的数字。收入预期稳了，消费意愿才不需要被“刺激”。

第二层是生命周期减负机制。中国居民储蓄率长期偏高，主流解释并非“舍不得花”，而是教育、医疗、养老的预防性储蓄动机。育儿补贴制度已惠及3000多万婴幼儿、2026年中央财政安排育儿补贴约1000亿元，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用3年左右时间将长护险从局部试点转向全国统一建制，学前一年免费教育政策继续实施——这些政策的深层价值，不是给家庭账户“充值”，而是系统性地拆除家庭生命周期的风险点。当一个年轻父母确信托育可及、大病有兜底、养老有依靠，他才敢于把储蓄转化为消费。减负不是福利主义，而是释放被预防性储蓄锁死的消费潜能。

第三层是财政乘数机制。同样的财政资金，投向不同群体的消费拉动效率差异巨大。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显著高于高收入群体，这意味着财政转移支付向青年就业者、新市民家庭、农村转移劳动力倾斜，本身就是效率最高的内需政策。2026年教育、社保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四项支出合计超过12.4万亿元，占财政支出比重约41％、处于近年来较高水平，“十四五”时期财政民生投入已近100万亿元——盘子够大，接下来的改革重点应从“投多少”转向“投给谁、怎么评”：把财政绩效的考核指标，从投资完成额转向人力资本形成量。

需要强调的是，从“补消费”转向“补人”，不是不要补贴，而是重新定位补贴。以旧换新在推动绿色消费和产业升级上仍有价值，但它应当从稳增长的主角，退为结构性调整的配角。真正的主角，是14亿人的能力建设。

从更长的历史维度看，“投资于人”标志着发展观的一次跃迁：物的现代化终有边际，人的现代化没有上限。一个把最广大劳动者的技能、健康和预期作为核心资产来经营的经济体，其内需增长才真正是内生的、可持续的。这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最值得期待的改革转向。（张博宇   沈阳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