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在金融系统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战略要求。“五篇大文章”——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不仅是金融功能的系统性拓展，更深层地体现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经世济民”的价值追求。本文从文化视角出发，探索五篇大文章各自对应的传统思想资源：科技金融呼应“苟日新，日日新”的变易哲学，绿色金融对应“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普惠金融体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民本思想，养老金融蕴含“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孝道伦理，数字金融彰显“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实践理性。研究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五篇大文章”提供了深厚的伦理根基和价值指引，公募基金行业应当在践行“五篇大文章”中自觉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五要五不”的中国特色金融文化落地生根。

【关键词】五篇大文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公募基金;经世济民

一、引言：金融的文化根基

金融从来不只是技术性的资源配置工具。一国金融发展道路的选择，始终根植于其历史传承、文化底色与基本国情。西方金融理论偏重于对金融工具、市场结构和制度设计的实证分析，而对金融运行背后的文化基因与价值体系关注不足。中国金融体系的建设若仅停留在工具层面的引进和模仿，而忽略文化根基的培育，则难以构建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发展道路。

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在金融系统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①，将文化建设提升至与业务发展同等重要的战略高度。“诚实守信、以义取利、稳健审慎、守正创新、依法合规”的“五要五不”核心要义，正是中华优秀传统商道智慧的现代转化②。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进一步强调“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③，将文化建设纳入国家战略的整体布局。这一系列战略部署表明，金融的文化根基正在从学理探讨走向制度实践。

从文化视角审视，“五篇大文章”——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不仅是金融功能的分类拓展，更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核心价值理念形成了深层的价值同构。科技金融指向的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革新精神，绿色金融呼应的是“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普惠金融体现的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民本思想，养老金融蕴含的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孝道文化，数字金融彰显的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实践智慧。五篇文章，五种传统价值，共同指向一个更根本的问题：金融的终极目的是什么——是仅为资本增值服务，还是应当承载更广泛的社会价值?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商业与金融的思考，从来不是单纯的技术讨论，而是始终将其置于“经世济民”的价值框架之内。义利之辨的核心不是否定对利的追求，而是追问利的获取方式是否正当;经世济民的落脚点不是空谈道德，而是强调商业活动应当服务于更广泛的社会福祉。从这个视角重新审视“五篇大文章”，将有助于公募基金行业在服务国家战略的过程中找到深厚的文化认同和精神归属。

二、五篇文章的传统思想根基

(一)科技金融与“苟日新，日日新”的变易哲学

科技金融的核心逻辑是支持创新、驱动变革。科技创新本质上是对旧有生产方式和产业格局的“创造性破坏”，需要资本提供风险承担和长期陪伴。这一实践逻辑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深远的思想根基。

《礼记·大学》引述商汤盘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种日新其德的精神，既是个体修身的准则，也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周易·系辞》强调“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揭示了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停滞则衰，变革则生。《周易》的另一核心命题“生生之谓易”，更是将“生”与“变”内置于宇宙运行的法则之中，认为宇宙的本质就是永恒的创新与生成，停滞则违背天道。北宋改革家王安石提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展现了面向变革的勇气和担当。晚清思想家魏源在《默觚》中明确提出“变古愈尽，便民愈甚”，将变革与利民直接挂钩。

这些传统智慧与科技金融的逻辑之间存在深刻的价值共鸣。科技金融在实践中面临的最大障碍——对不确定性的回避、对短期回报的偏好、对失败的低容忍——恰恰源于对“变”的心理抗拒和对创新规律的认知不足。以“生生之谓易”的革新精神引领科技金融实践，意味着公募基金需要以发展的眼光看待科创企业的成长周期，以包容的心态面对技术创新中的阶段性失败，以坚定的信念陪伴企业跨越“死亡之谷”。传统文化中“日日新”的价值追求，为科技金融提供了超越短期得失的精神支撑，使资本成为驱动创新的建设性力量，而非束缚创新的保守性力量。

(二)绿色金融与“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

绿色金融的核心功能是引导资本向绿色低碳领域配置，将环境外部性内部化。这一实践的本质是人类对自身经济活动与自然生态之间关系的重新认识，而这一认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深厚的思想积淀。

儒家代表孟子提出“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④，认识到人类的经济活动必须尊重自然规律，过度索取将导致资源枯竭，顺应时节方得持续利用。《老子》强调“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将人类行为置于天地运行的更大框架之内。“道法自然”的核心命题在于：人间的法则应当效法天地的法则，而天地的法则就是自然而然、不过度干预。庄子进一步提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将人与自然视为统一的有机整体。宋代张载在《西铭》中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民胞物与”思想，将人类与万物的关系界定为同胞与同伴，人与自然不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而是共生共荣的伦理共同体。

这些传统生态智慧为现代绿色金融提供的不仅是道德层面的倡导，更是一种关于人类经济活动的根本性认知框架。当绿色金融试图用碳定价、ESG评级等工具将环境成本纳入经济决策时，其背后的价值预设正是“人不可脱离自然而独立发展”这一古老的东方认知。从“天人合一”到“民胞物与”，从“道法自然”到“不违农时”，中国传统生态伦理为绿色金融提供了超越工具理性的价值基础——人类的经济活动必须尊重自然的承载极限，资本配置的方向必须考虑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

(三)普惠金融与“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民本思想

普惠金融的核心目标是破解金融排斥，使曾被传统金融体系边缘化的群体获得公平的金融服务机会。这一目标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深厚的民本思想一脉相承。

《尚书·五子之歌》明确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将民众确立为国家存续的根本。《论语·雍也》中记载，子贡问孔子：“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孔子回答：“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在孔子看来，广泛地施惠于民众、帮助众人解决困难，是近乎“圣”的境界。《孟子·梁惠王上》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倡导将关爱从亲缘群体扩展至社会大众。《孟子·尽心上》进一步提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将“济天下”确立为有志者的终极追求。孟子还提出“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强调仁德之人会将关爱从熟悉的范围推及更陌生的人群。北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将个体价值的实现置于社会福祉的大框架之内。

这些传统民本思想为普惠金融提供了坚实的伦理根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不是居高临下的施舍，而是金融服务应当惠及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公平逻辑。普惠金融面对的核心张力——商业可持续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平衡——在传统民本思想的框架中可以找到解决方案：服务民众不是额外的负担，而是金融业安身立命的根本。一家只服务于少数高净值人群的金融机构，在传统民本思想的视角下，无异于“独善其身”而未能“兼济天下”，其存在的合理性和正当性都将受到根本性质疑。

(四)养老金融与“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孝道伦理

养老金融的核心功能是帮助居民实现生命周期的跨期配置，为老年生活提供经济保障。这一功能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深厚的孝道伦理和敬老传统高度契合。

《孟子·梁惠王上》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将对自己长辈的敬爱推及至社会所有长者。《礼记·礼运》描绘大同社会的理想图景：“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其中“老有所终”被置于首位。《孝经》开篇即言：“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将孝视为一切道德的根本。《论语·为政》记载孔子关于孝的论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强调孝的核心不仅是物质层面的供养，更是精神层面的尊重。《礼记·王制》记载：“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乡，七十杖于国，八十杖于朝。”以年龄划分社会地位和待遇，体现了对长者的制度性尊重。

养老金融的伦理根基正在于此。当现代金融工具帮助人们为退休生活进行财务规划时，其背后的文化逻辑是“使老有所终”的社会理想——让每个人在生命的最后阶段都能有尊严地生活。孝道伦理在当代社会的延伸，不仅是子女对父母的赡养，更包括整个社会通过制度化的安排保障老年人的生活品质。公募基金开发和推广养老金融产品，正是以金融工具的方式参与构建“老有所终”的社会保障体系，使个人养老储备从家庭责任拓展为社会保障，从道德倡导转化为制度实践，是对传统孝道伦理的现代金融回应。

(五)数字金融与“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实践理性

数字金融的核心功能是运用先进技术提升金融运行的效率。这一注重工具和技术创新的实践理性，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同样有着明确的表达。

《论语·卫灵公》记载孔子的话：“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强调要做好一件事情，必须先准备好高效的工具。《周易·系辞》记载：“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明确提出创造工具的目的是服务于天下人的利益。《荀子·劝学》提出：“君子性非异也，善假于物也。”强调君子的过人之处在于善于借助工具和外力。《考工记》开篇即言：“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将创新器物与智慧直接关联。从蔡伦改进造纸术到毕昇发明活字印刷，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正是“利器以求善事”的典范。

这一传统实践理性为数字金融提供了深厚的文化认同。当公募基金引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时，其背后的文化逻辑正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以更先进的工具提升投研决策的效率、优化客户服务的体验、强化风险管理的精度。数字金融在中国之所以能够快速发展和广泛接受，与这种“善假于物”的文化基因密不可分。同时，“立成器以为天下利”的古老智慧提醒数字金融的从业者：技术本身不是目的，运用技术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才是根本追求。

三、传统价值的现代转化：从伦理资源到制度实践

传统文化为“五篇大文章”提供的不仅是思想资源，更是一套可以转化为现代金融制度的文化基因。然而，从伦理资源到制度实践之间的转化，需要经历从“理念认同”到“行为准则”再到“制度安排”的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理念认同。只有当金融从业者从文化深层认同“五篇大文章”的价值取向时，这些战略部署才能从外部要求转化为内在自觉。公募基金行业需要通过系统的文化教育和价值观培育，使“日日新”的革新精神、“天人合一”的生态意识、“博施于民”的民本情怀、“老吾老”的孝道伦理和“利其器”的实践理性，成为从业者自觉的价值追求和共同的职业信仰。

第二个层次是行为准则。将文化理念转化为具体的行为指引，使之成为日常工作中可参照、可遵循的标准。例如，科技金融领域的投研人员需要培养对技术路线的敬畏和谦卑，避免盲目自信和过度承诺，这正是“日日新”精神与审慎投资行为的结合。养老金融领域的投资经理需要将“老吾老”的伦理要求转化为对养老资产安全性、收益性的严格把关，而非简单地将其视为另一类资产管理产品。

第三个层次是制度安排。将行为准则固化为制度规范和产品设计，使文化理念获得制度化的保障。例如，在绿色金融领域，将“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转化为ESG评级的指标体系;在普惠金融领域，将“博施于民”的民本思想转化为浮动费率、合理让利的产品机制;在养老金融领域，将“老有所终”的社会理想转化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养老产品矩阵。没有制度化的转化，文化理念只能停留在口号层面，难以真正改变行为;没有文化根基的制度安排，则容易成为缺乏内在生命力的外在约束。

四、公募基金行业的实践责任

作为资本市场的重要机构力量，公募基金行业在践行“五篇大文章”中承担着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殊责任。

在文化自觉层面，公募基金行业应当建立基于中国文化主体性的金融认知框架。这要求行业在引进国际经验的同时，始终保持对自身文化传统的清醒认知——中国金融体系的建设不能脱离中国的历史文化土壤，公募基金行业的实践需要从中国文化中汲取精神养分和行动智慧。

在产品设计层面，公募基金行业应当将传统文化价值融入产品创新。科技主题基金的设计应体现对创新的尊重和对不确定性的包容;绿色主题基金应体现对生态伦理的承诺和对可持续未来的追求;普惠金融产品应体现对公平的坚守和对长尾客户的关怀;养老金融产品应体现对长者的尊重和对跨代责任的担当;数字金融产品应体现对技术进步的热忱和对工具创新的拥抱。

在投资者教育层面，公募基金行业应当以传统文化为桥梁，建立与投资者之间的文化认同和情感连接。通过将传统文化元素融入投资者教育内容，帮助投资者在理解金融产品的同时感受文化温度，使金融服务超越冷冰冰的交易关系，成为有温度的文化交流和精神共鸣。

五、结论

金融从来不只是工具，金融也是文化。“五篇大文章”不仅是金融功能的系统性拓展，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金融领域的现代转化。科技金融中的“日日新”、绿色金融中的“天人合一”、普惠金融中的“博施于民”、养老金融中的“老吾老”、数字金融中的“利其器”——每一篇文章都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基因，每一项实践都需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滋养。

公募基金行业在践行“五篇大文章”的过程中，应当自觉承担起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唯有让“五要五不”的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在实践中落地生根，使金融功能拓展与文化价值传承形成合力，公募基金行业才能真正以文化的力量赋能高质量发展，为建设金融强国提供深厚的文化支撑。

注释

①中央金融工作会议.(2023年10月).北京.

②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2025年10月).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北京.

③杨伯峻译注.(2019).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

作者：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