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供强需弱的实质，不是绝对的供给过剩或需求不足，而是发展阶段和发展模式转变导致的供需“错配”与“梗阻”。

□ 本报评论员 王春华

10月物价数据，把“供需失衡”推到台前。PPI同比上涨5.7%，创52个月新高；CPI同比仅涨0.7%，涨幅还在回落。5个百分点的剪刀差，是年内最显著的一次分化。

PPI的强势，有输入性因素，也有部分行业供给偏紧的叠加；CPI的温吞，则暴露出终端消费的底气不足。如果把这道剪刀差只当统计现象看，甚至庆幸“上游涨价没传到老百姓餐桌上”，就会错过政策窗口期最关键的警示。

价格是体温计，也是风向标。上游资源品涨价，对拥有全球最完备工业体系的中国而言，本不必然是坏事。只要下游需求旺盛、成本传导顺畅，就会温和再通胀，企业盈利改善，就业收入跟进。但10月生活资料价格环比持平甚至微降，食品、衣着、一般日用品都涨不动。中下游企业夹在“原料贵”和“卖价低”中间，利润两头受挤。这种格局如若持续，伤及的将是微观主体的元气。

关于消费端的温度，“双11”也给了一个侧写。星图口径全网销售总额同比增长4.8%，增速从两位数掉到个位数，平台自己也不再公布总GMV了。这不仅说明大促的拉动效应在衰减，消费者对“等一个日子集中买”的热情在退潮；把它放进“供强需弱”的框架里看，就是居民对收入与未来的预期偏谨慎，花钱这件事自然就慢了下来。这不是某一次大促的偶然降温，而是收入预期与消费意愿之间那道裂缝的显影。

但如果我们把视线从一线城市挪开，画面又变了。前三季度，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零总额的比重达到39.1%，且仍在上升。GDP千亿县已超过75个，乐清、义乌、温岭等地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已超过全部一线城市。县城的“敢花”，一半是低生活成本给的底气，另一半恰恰反证了大城市消费遭遇“梗阻”的现实。

一边是全球最完备的产业体系，一边是亟待释放的有效需求。这道“供需天平”如何校准？9月以来，《求是》杂志连续三期刊发评论员文章，从“立足优势”“改革发力”“政策协同”三个角度，递进式讨论如何破解“供强需弱”的矛盾。

三篇文章落点各有侧重，但指向同一个判断：供强需弱的实质，不是绝对的供给过剩或需求不足，而是发展阶段和发展模式转变导致的供需“错配”与“梗阻”。这个判断的深刻之处在于，它没有把板子简单打在“需求不足”上。我国已成长为GDP超140万亿元的超大规模经济体、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但受收入分配制度不完善、社会保障水平不健全等体制机制因素影响，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受到制约。与投资驱动的供给能力快速扩张相比，消费需求扩张总体滞后。各地抓投资、上项目、扩产能，轻车熟路；怎么让老百姓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往往落在后面。

也有观点认为，外需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替代内需。但实际上，外需与内需并非简单的替代关系，而是互补互促、以内需为主的关系。把外需当作内需的替代品，在理论上站不住，在经验上也多次被证明行不通。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郭春丽在《求是》后续刊发的《着力促进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一文中，把问题推向深入。她强调，当前供强需弱“经济增速下行持续时间更长，传统调控手段的边际效应递减”，根子在于“重生产、轻分配的导向尚未得到根本性扭转”，“出口导向的特征依然明显”。企业产能配置长期优先海外，对本土需求响应不足，一旦外需收缩，前期围绕出口形成的产能便成为压力。

10月的剪刀差是一张诊断书，照出的是供强需弱的深层病灶。而供强需弱的抹平，是一场从“生产型激励”转向“消费型激励”的深层调整。它既需要14亿多人口和全球最大中等收入群体所蕴含的消费升级潜力来托底，也需要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等改革举措来破题，更需要财政与金融协同、宏观政策与改革举措衔接来形成合力。

事实上，政策在持续发力。以旧换新25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撬动比达1比10.3，消费贷款贴息与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同步推进，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被摆上桌面。说到底，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收入靠就业托底，就业靠预期支撑。唯有百姓钱袋子鼓起来、预期稳下来，剪刀差才能真正收窄，消费型激励的深层调整才能落地见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