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生态产品价值与塑造绿色生活方式，一个指向发展的“含绿量”，一个指向生活的“含绿量”，二者最终统一于高质量发展的“含金量”。

□ 姚 楠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塑造绿色生活方式，既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题中之义，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而实现生态产品价值，更是打通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的关键纽带。二者相辅相成，互促共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为绿色生活提供经济激励与供需支撑，绿色生活则为价值实现筑牢社会根基。为此，要以制度创新为牵引，统筹完善生态价值转化机制与绿色消费政策，推动政府、企业、公众多方协同，助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绿色生活方式的经济逻辑所在。生态产品具有典型的公共物品属性和外部性特征，其价值长期游离于市场体系之外，形成“保护者吃亏、受益者免费”的局面。生态产品普遍存在价值核算难、交易机制缺、补偿不到位等共性难题。实现生态产品价值，本质上是把生态效益转化为可核算、可交易、可补偿的经济效益，让生态保护的“外部成本”内部化、“外部收益”显性化。近年来，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生态保护补偿、碳排放权交易、林业碳汇开发等实践不断深化，正是遵循这一逻辑开展的制度探索。当生态价值能够被精准“定价”，生态保护便从单纯的“道德义务”转变为可行的“经济理性”，为塑造绿色生活方式提供稳定的内生经济激励。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从激励与供给端为绿色生活方式提供支撑。从需求侧看，当生态价值得以量化并计入产品价格，绿色食品、低碳产品、生态旅游等获得合理溢价，“含绿量”真正转化为“含金量”，消费者的绿色选择便意味着更优的价值回报，绿色消费从而由“情怀驱动”转向“利益与情怀并重”。从供给侧看，价值实现机制拓宽了生态产业化的通道，保护良好生态的主体能够凭借优质生态产品获得真金白银，企业则加大绿色技术研发和清洁生产投入，持续向市场供给更丰富的绿色产品。与此同时，排污权、用能权、用水权、碳排放权等环境权益交易日益活跃，为绿色生产提供了市场化效益。碳普惠、个人碳账户等创新探索，让公众低碳出行、节约用能等日常行为可计量、可交易、可兑换，绿色生活方式由此获得可感可及、持续不断的正向反馈。

绿色生活方式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深厚社会根基。需求牵引供给，消费塑造生产。一旦绿色生活方式成为社会风尚，其背后的海量需求将倒逼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优化升级，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上实现。绿色生活还意味着资源节约、环境低负荷，直接减轻生态系统的承载压力，客观上扩容了生态产品的供给能力，让供给更可持续。更为重要的是，当亿万公众践行绿色生活方式，便自然而然成为生态环境的守护者、生态治理的参与者，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最广泛的社会共识与监督力量。生态文明是人人参与、人人共享的事业，绿色生活方式的普及程度，决定着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广度与深度。

二者协同共进，根本之策在于制度创新。一方面，要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制度框架，完善核算标准、交易规则与补偿机制，畅通“资源—资产—资本”转化通道，及时总结推广各地试点经验，因地制宜探索差异化实现路径。另一方面，要完善绿色消费激励政策，综合运用价格、税收、金融、碳普惠等政策工具，降低绿色生活成本、提高绿色行为收益。同时，培育壮大生态产业和绿色市场，让生态产品供给与绿色消费需求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动态平衡。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成效纳入考核评价体系，以刚性约束压实各方责任。坚持政府引导、市场驱动、社会参与、个人自觉，推动多元主体同向发力，方能形成价值实现与生活方式变革的良性循环。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以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夯实绿色生活经济根基，以绿色生活方式涵养生态价值实现的源头活水，协同塑造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未来，要沿着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路径稳步前行，持续擘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宏伟篇章。

（作者系中共黑河市委党校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