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妮妮
“枫桥经验”作为我国基层治理的经典范式，历经60余年的演进，已从“矛盾不上交”的朴素实践发展为“党建引领、人民主体、三治融合、科技支撑”的现代化治理模式。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在社会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高市域社会治理能力。这赋予了新时代“枫桥经验”新的历史使命，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提供了方向指引。新时代背景下，陕西省榆林市作为国家能源化工基地，面临资源开发与社会治理的双重挑战，对基层治理体系的系统性、协同性提出更高要求。
系统观念源于一般系统论，在基层治理领域，其核心要义体现为三大原则。一是整体性原则，强调治理体系是由政府、社会组织、公众等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要素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作用，需基于全局视角把握治理系统的功能发挥情况。二是结构性原则，指出治理体系的整体功能取决于要素的组织方式与层级结构，需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协调权责关系提升系统效能。三是动态性原则，要求治理体系适应内外部环境变化，通过建立反馈调节机制实现持续优化。这三大原则为分析基层治理的复杂性提供了理论工具，强调从系统性逻辑出发破解治理碎片化困境，构建协同高效的现代化治理体系。
“枫桥经验”的治理内核是通过系统性治理化解矛盾并促进社会和谐，其系统特征与系统观念高度契合，可以从三个层面理解。在主体层面，强调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多元架构，体现系统的整体性原则；在机制层面，通过“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的层级化解链条，实现协同治理；在手段层面，融合法治、德治、自治等多元工具，实现系统功能的综合性整合。这种治理逻辑以要素关联、结构优化和动态调适为核心，与系统观念的整体性、结构性和动态性特征实现理论耦合，为基层治理体系的系统性构建提供了遵循与指引。
榆林市共评选出1个国家级、9个省级新时代“枫桥经验”先进典型，这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于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高度重视。获得国家级荣誉更是榆林市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标志性成果，是对新时代“枫桥经验”榆林实践的极大肯定。为不断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榆林需在“枫桥经验”现代化实践中导入系统观念，基于系统观念的整体性、协同性和动态性，从顶层设计、主体协同、机制创新三个维度优化基层治理体系，形成具有榆林地域特色的“枫桥经验”现代化模板。
顶层设计，构建系统性基层治理框架。在系统观念的指引下，榆林市“枫桥经验”基层治理体系的构筑需着重破解治理碎片化情况，打破传统治理的条块分割格局，通过制度协同与资源整合构建全域统筹、层级联动的治理架构。榆林需立足能源型城市治理的复杂性，制定“榆林市基层治理体系建设规划”，将党建引领、多元协同、科技赋能等核心要素纳入制度化轨道，形成具有前瞻性的治理蓝图。在此基础上，建立由榆林市委政法委牵头，政法、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民政等多部门参与的基层治理联席会议制度，通过定期会商、问题联办、资源联享机制，破解部门间职责交叉、协调不畅等问题，明确党委、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公众等多元主体在矛盾化解、公共服务、风险防控方面的权责边界，形成市级统筹政策设计、县级协调资源调配、乡级执行落地落实、村级精准触达群众的四级联动治理链条。例如，针对矿区开发过程中征地补偿、环境治理等跨领域矛盾，可通过制度化协同实现榆林市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生态环境局等部门的信息互通与措施联动，避免由于各自为政而导致的治理内耗。
主体协同，构建多元共治生态。榆林市在长期治理实践中形成了党建引领的治理主体架构，有效打破了传统治理单一的行政主导模式。在系统观念的指导下，基于党建引领实现治理主体的深度联动。例如，在矿区、移民社区等利益关系复杂、治理难度较大的特殊区域，推行“大党委”制，将企业、社会组织负责人纳入基层党委班子，搭建政府、企业、社会、居民等多元主体平等对话、协同决策的利益协调平台，有效破解资源开发过程中的利益分配矛盾与治理资源碎片化问题。建立“党员联户”机制，以党员为治理单元，将治理触角延伸至每家每户，通过党员包联走访、民意收集、纠纷调解等具体实践，实现微治理与统治理有机衔接，充分发挥党组织在多元主体协同方面的统筹协调与凝聚引领作用。在培育党建引领力的同时，也应培育社会组织的系统整合能力。榆林可参考民政部办公厅发布的《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专项行动方案（2021—2023年）》，设立专项培育资金，重点孵化矛盾调解、民生服务、公益慈善等类型的社会组织，提升其专业化服务能力与治理参与水平。此外，可进一步积极推广“榆阳乡贤”模式，挖掘本土精英、返乡创业者、退休干部等群体的治理潜能，借助其地缘优势、威望资源与知识经验，在民意疏导、资源整合、规则协商等方面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机制创新，兼顾系统性与动态性调适能力提升。为深入推动“枫桥经验”融入榆林基层治理体系，必须深刻结合榆林实际环境进行动态调适，实现治理体系对复杂环境的适应性进化。例如，在社会矛盾的源头预防层面，可以建立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常态化评估机制，针对能源开发、征地拆迁等易引发矛盾的项目，更应引入多主体参与的风险研判体系，提前识别利益冲突点并制定预防性解决方案，从源头上减少矛盾滋生土壤。在事件响应层面，可建立数据驱动的智慧响应机制，升级“智慧榆林”治理平台，搭建基层治理大数据分析模型，实时抓取社情民意、矛盾纠纷等数据，实现风险隐患的智能识别与分级预警（如对征地补偿类舆情集中区域自动标注风险等级）。在此基础上，建立闭环处置机制，将预警信息同步推送至网格管理员、调解组织及相关职能部门，提升问题响应效率。例如，定边县试点的“互联网+群防群治”模式，通过手机App向村民实时收集环境纠纷相关线索，经平台分析后直接派单至环保部门与村级调解组织，实现全流程数字化协同，有效缩短矛盾化解周期。
将系统观念融入榆林“枫桥经验”基层治理体系的构建实践，可将“枫桥经验”系统性治理逻辑与榆林环境治理特征深度耦合，形成兼具治理普适性与地域适配性的基层治理新样板。未来，榆林可进一步聚焦治理主体的权责细化与利益协调机制的完善，深化“枫桥经验”在基层社区的本土化创新，推动“枫桥经验”从矛盾化解向系统性治理能力延伸，为同类型地区提供更具普适性的治理参考。
（作者单位：中共榆林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