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邱运华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统一、固本培元和守正创新相统一，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是对我党紧密结合中国历史和现实发展、创造性探索出中国革命道路的经验的总结。以往学习党史，比较习惯于从历史发展事件、代表大会、重大战役等外在现象着手，总书记这一英明论述，为我们学习党史提供了新角度，即从理论创新、理论创造的角度来学习，这一角度的论述，意味着学习党史方法已从显性的外在的事实掌握过渡到内在的理性掌握，而且包含着一个这样的判断：中国共产党进行的理论创新，与党的发展壮大、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具有紧密逻辑关系。

理论创新的革命目的性

理论创新必须基于社会实践，是对社会实践的总结提炼，变成理论成果，再指导实践，也是对既有理论的超越。在中国革命实践中，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已经有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列宁主义理论，特别是列宁主义理论，是俄国革命胜利的指导思想，成为殖民地、落后国家争取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神圣经典。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带来了马克思主义，“走俄国的道路”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高度共识。在建党后的相当长时期，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接受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领导，党的最高领导集体多半由有苏联学习和工作经历的人组成，引用马列经典著述以指导中国革命，成为最正常不过的现象。但是，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完全不同，中国革命是在一个全新的时间和空间中展开，熟读马列经典并不能解决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要完成中国革命的任务，实现党确定的政治目标，就必须重新探索一条适应中国革命实际的道路，而不能简单地照搬俄国革命经验。这一探索，实际上就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在思想上自觉、在理论上创新。

理论创新的历史必然性

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思想、组织和理论建设，基本上在苏共专家引导下、遵循苏联模式。关于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恩格斯有经典论述；关于中国革命，斯大林也发表过《中国革命问题》（1927年）、《论中国革命的几次问题》（1927年）等文章和《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演说（1927年5月）；共产国际也发表过《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1926年2月）。尽管“中国革命”问题早有“最高指示”，但是中国革命却并未成功。经历了从1921年7月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这一时期严峻考验和惨痛教训，探索出适应中国现实的革命道路，成为摆在我党面前的责任。遵循现有理论无法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党的优秀领导人开始重新思考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也才产生了党的第一次理论创新。因此，党的理论创新是为服务革命实践需要而产生的。

第一次理论创新的主题围绕中国革命正确道路探索展开。1927年国共合作失败、党的“八七会议”召开后，毛泽东和党中央提出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党对红军的政治领导权、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等一系列主张，开辟了中国革命新局面。

的确，党的六大和1929年6月召开的六届二中全会，虽然仍旧以城市为工作重心，但也肯定了农村根据地和红军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作用。1929年9月，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信里指出，“统治阶级在乡村力量的薄弱”，红军在农村斗争发展下去，“必将要成为革命高潮的动力之一”。1930年4月，周恩来指出：“农民游击战和土地革命是当时中国革命的主要特征。”同年5月，中央机关报《红旗》发表署名周子敬的来信，明确提出党应以大部分力量甚至全部力量去发展乡村工作，认为革命势力占据了广大农村之后，即可以联合起来包围城市、封锁城市，用广大的农村革命势力以向城市进攻，这样革命必然可以胜利。这说明，以农村为工作重点、发动农民参加革命，进行土地斗争，开展武装斗争，建设根据地，这已经成为1927年国共合作失败以后党内达成的基本共识。

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紧密结合湘赣边区革命斗争实际，写出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928年10月5日）、《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25日）、《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即“古田会议决议”，1929年12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1月5日）以及《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5月等）、《寻乌调查》等一系列农村调查报告。这一系列文献开创了对农村革命道路的实践总结和理论创新，有力地指导着中央苏区革命发展，带动了全国苏区发展。自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辟以后，湘赣、闽浙赣、湘鄂、鄂豫皖、甘陕等根据地相继开辟，形成了中国革命新形势新局面。在这里，毛泽东的理论创新居功至伟。

毛泽东不仅实现了革命理论创新，而且在政治上组织上行动上完成了中国革命的转向。毛泽东的革命理论创新主要表现在：第一，准确提出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第二，明确党对红军的政治领导，这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根本保障；第三，明确提出中国革命的重心是农村；第四，实行土地改革，发动广大农民参加革命，成为革命的主要力量；第五，壮大红军，开展武装斗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革命唯一出路；第六，建立农村根据地，实行武装割据，是革命壮大的唯一途径。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完成的第一次理论创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方向问题，可以名之曰“中国道路的理论创新”。

第二次重大理论创新围绕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展开，即明确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性质的党、肩负着怎样的政治、思想、组织和军事使命问题。这一次理论创新的背景是抗日战争进入艰苦的相持阶段，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路线逐渐为全党所认清，毛泽东已经确立了在全党的最高领导地位。1938年11月，在六届六中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科学命题。从1939年开始，毛泽东集中撰写了一系列重要文献，系统阐述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系列重大思想原则问题。在《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年10月4日）里，毛泽东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建党十八年，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十八年，阐述了中国共产党肩负的历史使命；《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阐述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和前途；《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回答了中国革命向何处去的问题，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革命阶段性问题；《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5月19日）、《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2月1日）、《反对党八股》（1942年2月8日）三篇文献，则系统阐述中国革命必须牢牢扎根在中国社会历史现实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分别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