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谷亚光

张金豹著的《行走大千》一书我看了两遍，有些篇章觉得还有再读的必要。张君是一位机关干部，从事文字工作，他在完成日常起草公文工作之余，把调研等途径获得材料的“边角下料”又废物利用加工成了杂文、散文，的确是个有心人，而且其文挺有味道。

有的读者可能一听说这册书多是宦余之作就不以为然，大有失去阅读耐心之势，其实不必。想想文学史上那些流传下来的散文名篇，有多少是历代官员为官之余的创作就可以释然了。韩愈的《送孟东野序》《答李翊书》《祭十二郞文》；柳宗元的《永州八记》；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秋声赋》；苏轼的前后赤壁赋、《石钟山记》等，可以说数不胜数，均是为官之余所作。当然，这也不是说，《行走大千》可以堪比唐宋八大家之文了。但绝对不可小觑。

《行走大千》共有文章65篇，分四辑。一辑“蓦然回首”，文8篇；二辑“倾听山水”，文11篇；三辑“静观世象”，文33篇；四辑“读书读人”，文13篇。全书文章文体并不统一，内容也比较驳杂，但大体看，这些篇什的划分也算说得过去。相对来讲，三辑和四辑的文章比较整齐些。

通读全书，里面有很多作者的思考，也可以说，很多文章透过文字叙述，表达了作者的感悟和智慧。作者走到哪里，想到哪里。就像有句歌词唱的那样，“万水千山总是情”，在作者的笔下，千山万水皆含“理”。当然作者笔下也有“情”，比如，家国情、对伟人哲贤的崇敬之情等，但客观上说，可能是由于职业关系，作者笔下有大情少小情，总体衡量，理多情少。这与纯粹文人的文章相比，的确不属一个品类。如果硬要归类，书中很多文章是否可以划入政治散文一类？政治散文一名，我是从当代散文大家梁衡那里借来，梁衡把政治散文的特征归结成五个字，也叫五诀，“形、事、情、理、典”，五诀全备者，堪称政治美文，比如，梁衡极为推崇的传世名篇：《过秦论》《报任安书》《出师表》《桃花源记》《岳阳楼记》《少年中国说》等。不过，梁衡这里说的情，是指大情，理是大理。该书文章所蕴情、所言理正属大情大理也。

《行走大千》一书内容宏富，主题也不止一二，要想三言两语概括全书着实非易。面对华章宝卷，我只能不揣浅陋，按读时所感，微吐心曲。

从书中文章可以看出，作者张金豹非常勤奋，他工作所到之处，都有文字留下来，他下乡有村庄感想，如《关于村庄的话题》；他去城有城市话题，如《抚摸遵义的“名片”》《到青岛看什么》；他上山有山之慨，如《山独秀 人独秀》；他下湖，有湖之作，如《千岛湖宵夜》《大漠怀抱的湖》。他日常读书看报，看电影听音乐，与人聊天拉家常，往往也能有所思有所悟，雕琢出一篇篇美文来。

但这一切行走，一切思考，一切文章，似乎可以理出一个线索，那就是一个“人”字。囊括成一句话，叫做“绿水青山人为魂”。让我理解，如果没有人做魂魄，做精神，没有人的存在，那青山再美，绿水再秀，花自飘零，水自流，谁能看得见？谁又能在意？物的存在岂不等于虚无？美是为人的，人的精神才是山水的灵魂。不知作者是不是这样想，但观者感觉如是。

我也担心有人说，这是否有点武断？是否武断，最好拿证明来。您瞧瞧：《你无法复制的人间奇迹》表面是写红旗渠，实际是写英雄的林县人民改天换地的精神；《山独秀 人独秀》好像在写独秀山，其实是在写我党早期领导人陈独秀的性格和学问；《绍兴的乌篷船》，表面在写乌篷船，喜欢现代散文的人一猜准知道，是在忆念作家周作人；《地以人传人以地》说的是柳州事，其实柳州仅起了引子作用，重点在叙柳宗元的官德文风；《胡适的雅量》就不用多说了，题目里就交代得明白；《摔坏的是谁》通过讲毛泽东在20世纪30年代初遭受排挤冷落时，坚持读书、调研，面对逆境，从容应对，韬光养晦，蓄势待发的故事，给人以启迪；《秘不示人的鸡》看题目你怎么也不会想到，作者是在讲梁漱溟的做人经验；《险以远则至者少》是在通过王安石的一篇文章，在讲人生哲理；《皆因遗俗之累》一大篇文章都在围绕苏东坡铺展，将坡翁一生随世事俯仰，才艺与日俱增，思想在痛苦中升华，最后变成一棵大树，变成一种高度的佳话演绎一遍，让读者受教不浅。《进之艰难退之易》写的是韩愈，《且听俞公说文章》写的是俞平伯，《创作研究两峥嵘》写的是冯沅君，《钱钟书的另一面》和《梁衡散文的魅力》一望便知谁是主角。这里不用再一一列举，读者诸君也可以明白，吾言不欺也，作者明写山水物事，暗写人文精神。

人为万物精灵。文人雅士、伟人精英更是人中龙凤，他们留给后人的精神资源的确较多些，但普通民众生活的苦辣酸甜，喜怒哀乐无疑也是人类命运交响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地球这个人类家园里，众声喧哗，而且声音越来越大。翻翻《行走大千》，作者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有《大德在民》《常下乡看看》等杂感，也有《门卫老张的微笑》这篇记录普通人的作品作为压轴文章，但这毕竟还是有点单薄，期望在作者下部文集里能看到更多接地气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