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弘 毅

手捧《初心集》，如捧百名英烈的殷殷嘱托，异常沉重。书中革命先烈临牺牲前，用给家人或其他人写信写诗的方式向父母、妻子或丈夫、孩子或兄弟姐妹、叔伯姑舅或同志好友表达了自己的理想信念或拜托未尽之事，情真意切，无有虚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文字就是先烈的临终遗言或绝命词，对后人来说，就是一笔难得的精神财富。

他们都说了些什么？笔者在这里录下精要之语，请读者诸君共鉴。

何秉彝，中共党员，曾参加邓中夏举办的沪西工友俱乐部和平民夜校工作，1925年牺牲时仅23岁。他在给父母的信中说：“生在这离奇的二十世纪的社会里，便要为二十世纪的社会谋改造，为二十世纪的人民谋幸福。”

王尽美，山东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1925年去世时27岁。他的遗嘱是：“嘱全体同志好好工作，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到底！”

刘华，牺牲前任上海总工会副委员长、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牺牲时26岁。他在给叔叔的信中说：“中华民族必须解放，工人必须斗争。时艰敌迫，革命是流血的事情。我处此，纵流到最后一滴血，也在所不惜。”

李大钊，北大教授，中共创史人之一，1927年牺牲时38岁。他在狱中自述中写道：“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

缪忠，大革命时曾担任党支部书记，“马日事变”后被捕，1928年就义时33岁。他在给儿子的遗书中说：“为父这次参加革命，精神并非倭冠之背，实系是负有为国家、为社会、为人民谋幸福及利益之责……翻身有期，热血继起，愿子子孙孙尽忠职守，勿忘此嘱。”

裘古怀，曾在叶挺部从事宣传工作，也任过共青团浙江省代理省委书记，1930年遇害时25岁。他在就义前给党和同志们的遗书中说：“我满意我为真理而死！遗憾的是自己过去的工作做得太少，想补救已经来不及了。”“我现在还没死，我要说出我心中最后几句话，这就是希望党百倍地扩大红军。血的经验证明，没有强大的武装，要想革命成功，实在是不可能的。”

赵博生，曾任红五军团副军团长兼十四军军长，1933年牺牲时36岁。他曾写过一首《革命精神歌》，歌中唱道：“先锋！先锋！热血沸腾。先烈为平等牺牲，做人类解放救星……个人自由全牺牲，我死国生，我死犹荣，身虽死精神长生，成功！成仁！实现大同。”

邓中夏，早期工人运动领导人之一，1933年就义时39岁。他在就义前给党的信中表示：“中国人很重视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为了个人升官发财而活，那是苟且偷生的活，也可以叫做虽生犹死，真比鸿毛还轻。一个人能为了最多数中国民众的利益，为了勤劳大众的利益而死，这是虽死犹生，比泰山还重。人只有一生一死，要死得有意义，死得有价值。”

吉鸿昌将军，中共党员，抗日英雄，1934年不幸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杀害，时年39岁。他曾有遗墨：“作官即不许发财。”他在给妻子的信中有言：“夫今日死，是为时代而牺牲。”他的就义诗只有四句：“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王奔，1945年随干部大队赴东北开辟革命根据地，1946年在辽北省辽源县（现吉林双辽县）开展工作时，被国民党军包围。牺牲前写给党和战友的信中说：“我亲爱的党，我亲爱的战友，就要永别了，为了革命事业，为了人类解放，为了劳苦大众的幸福，请你们不要难过。因为这是革命，革命就是得这样。请你们把解放的红旗插遍全中国，让人民永远幸福、安康。”

先烈遗言我无法一一列在此处，但先烈的话无不光耀千古，虽几十年过去，尚言犹在耳。无疑，先烈的话，都是我们的红色文化瑰宝，我们应该好好传承。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接过前辈的事业，继续开拓前进，为人民创造出更加美好的生活。这也许是我们对先烈的最好交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