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荣林

我提议建立“中国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是因为我国中小企业缺失的既是发展基金，更在于基金定向配置的配套机制。

我国对中小企业发展的支持系统尚未上升到国家层面，只是为落实国务院第104次常务扩大会精神，由工信部、科技部、国家发改委和国家工商总局等部门牵头设立了规模仅为195亿人民币的“中国中小企业基金会”。截至2017年12月底，四支实体基金完成投资项目130个，投资金额38.24亿元，平均每个项目所投资金不足3400万人民币，项目涵盖了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信息技术等《中国制造2025》十大重点领域。

据了解，上述十大领域基本属资本密集而非劳动密集项目，与大量中小企业无缘，更不消说是小微企业。因此，我国现有中小企业发展基金的规模对于我国超3000万家中小企业，超7000万户个体工商户而言杯水车薪，而且几大部门是一种物理性组合的松散联盟，并非集成合力的机构，“基金管理”又是单兵作战，全无有效的系统配套作支撑，其运作效果自然平平。而这也为我国中小微企业整天为“融资难、融资贵”叫苦不迭找到了答案。值得注意的是，融资难的直接后果必然是抗风险能力的弱化。

任何一种企业形态的发展逻辑，是内外两个层面交互作用的结果，正如我在中国改革报发表的《营商环境通过企业内因发生作用》的观点。从某种意义上说，从我国中小微企业发展环境上判断，缺的不是基金组织，而是与基金配套的融资门槛、担保供给和完善的信用体系及法规保障。从中小微企业发展的内部建设判断，缺的不是企业资源的供给，而是企业制度的创新，如产权制度的明晰、供应链结构的重构、财务制度的完善、员工培训制度的健全和企业信用管理的强化等。

20世纪90年代初，我曾代管过一家上海市级的“人才发展基金会”，所以比较了解。我国政府职能变迁过程中，将面临基金会、中介机构的规范和重建的繁重任务。因为，“小政府、大社会”的目标必然要以政府的职能剥离为前提，又以政府职能的重组为归宿，而中介机构的出现是政府职能重组过程中合乎逻辑的产物。换言之，与难以规范的中介机构发生联系，是我国中小企业发展征程中的宿命。

（作者系国家发改委区域规划咨询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