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 超

新型智库发挥作用，必须通过一定渠道让研究成果引起决策者注意。目前，中国智库参与政府决策主要有直通、内参、外围等渠道。直通方式的优点是智库专家与决策者面对面交流，这种方式应更加定期化、形式多样化。内参方式的优点是智库的研究成果可以直接送达，联络稳定可靠，但主要限于官方智库和半官方智库范围内。非官方智库以内参方式介入决策，需要完善政府购买决策咨询服务制度，让非官方智库专家更多地参与政府购买的课题与项目。

培育理性参与的政治文化。智库参与决策的质量，不仅取决于硬性的制度建设，软环境的营造同样非常重要。决策本质上是处于特定文化背景下的“人”互动的产物，因此，决策咨询制度建设与决策文化合拍十分关键。从智库与社会一方看，要破除官本位思维定势，坚持人民本位。从政府一方看，在决策背景日益复杂化的情境下，以合作、协同为理念，培育主动寻求智库专家参与的决策自觉与文化自醒。在知识独立化，权力合意化的理性参与政治文化中，使新型智库成长为能动的决策参与者。

构建有序的双向人才流动机制。西方智库发展受益于“旋转门”机制，政府官员与智库专家可以双向交流与转换。在我国的政治制度下，要借鉴成熟国际经验，构建党政机关与智库的人才有序流动机制。目前，我国官员离任后进入智库的较多，智库专家进入政府部门任职的较少，人才呈单向流动。建立双向人才流动机制，还需要积极推荐智库专家到党政部门挂职任职。通过特色的“旋转门”机制，畅通政府与智库之间的人才流动通道，让智库科研人员深入政府部门，掌握一手信息，积累实务经验，使研究成果更贴近政府决策实际，更有针对性、应用性。同时，智库专家在扮演政策研究者、政策制定者、政策执行者的多重角色过程中，有助于塑造新型智库与政府间广泛而有效的社会网络，扩大新型智库对决策的影响力与渗透力。

开展政府与新型智库的互动式学习。在纷繁复杂的公共政策问题中，决策涉及的知识宽，变量多、风险大。政府决策所需的知识已经超出单一主体的范围，加深了政府决策者与智库专家的渗透与高度依赖。实现政府决策者与新型智库的最佳合作，需要开展政府与新型智库间的互动式学习，即政府决策者与智库专家跳出自己的组织环境，围绕特定政策议题或某种共同任务开展对话。

新华社发表的评论指出，通过互动，一方面，促进智库专家对政府内部 “隐性知识”与即时数据信息的消化与吸收，使智库研究成果更吻合政府决策者的需求。另一方面，加强政府决策者对政策科学相关知识的学习，梳理、整合智库专家对公共政策问题的专业见解和技术方案，使政府决策更加理性化、技术化。同时，互动也会更新政府决策者现有的知识基础，启迪新观念，通过新知识和新观念不断支持新政策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