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会恒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在政府的许多重大政策决定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然而，由于诸多原因，仍然存在着“智库与政府沟通不畅、体内循环多、成果转化少”的问题，这一现象受到学、政两界的广泛关注。
沟通偏差制约成果转化
智库与政府沟通机制的良好运作是增强智库政策转化力的根本途径。然而，在智库与政府沟通过程中，却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制约了沟通机制的构建。
沟通“问题”存有偏差导致智库成果体内循环多、政策转化少。智库与政府的沟通始于“问题”，智库针对政府所关切问题进行研究。由于部分地方党政层面对决策咨询重要性认识不足，例如，某社会智库主动向某省政府厅局提出自费就其系统内普遍存在的某一问题进行调研分析并提出解决方案，被以“扰乱工作”为由拒绝。
由于智库与现有的科研机构运行体系不兼容，在成果评价体系等方面不接轨，智库主动和党政部门沟通“问题”的能力不足，从而导致智库和政府就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在认识上存在偏差，智库往往寻找不到“真”问题。政府常常依靠熟人和圈子找决策咨询专家，智库依靠自身有限信息来满足政府的决策需求，双方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供需不匹配、产品不对路等问题。从而导致智库成果体内循环多、政策转化少。某省经济发展研究中心部门负责人抱怨，他们花费数万元进行调研写出的研究报告，或递送不到领导手中或得不到批示而束之高阁。因此，构建智库与政府沟通机制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保持两者关注点的一致性，以此协调供求偏差。
政智互通形成良性互动
沟通“载体”质量不高导致政府与智库间互不信任。智库与政府能够良好沟通的关键是智库成果质量的高低。但是，目前智库成果总体质量不高。智库成果质量取决于智库研究队伍的数量和质量、研究经费的充裕度和来源渠道以及智库的运行机制和评价机制等。
在当前传统的学术研究机构向新型智库转型的过程中，以上问题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这些导致智库研究成果过于理想化、可行性低、针对性不够，也会逐步形成政府对智库建言议政的能力产生不信任感的局面，从而导致成果转化少。反过来，智库人员因成果很少被采纳或政府课题结项时往往被“批评”，而更愿意做学术课题（出版学术论文和专著就能顺利结项），不愿做政府课题，也不愿主动和政府部门沟通，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比如，某些智库近两年被领导批示或内参选用的政策建议中，大多是围绕精准扶贫、生态建设、金融风险等国家关注的重大问题及解决办法，以及围绕本地区域发展、产业成长等方面的重大发展战略而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之上撰写的。建议报告找到了“真问题”，而且集中在少数智库人员身上，说明形成了良性互动。但是大多政策建议或因找到的是“伪问题”，或因语言表述等问题而得不到采纳，从而形成党政领导或政府部门对智库的偏见，以及智库人员对党政部门不采纳的不理解或抱怨，从而形成双方互动的恶性循环。
上通下达保障政智互通
沟通“渠道”不足导致政府“问题下达”和智库“建议上达”阻梗。一方面智库缺少专门的“问题”收集分析人员和成果转化推送人员；另一方面智库专职研究人员积极主动从各种官方渠道整理、分析“问题”以及成果推广的动力和精力也不足，导致当前很多智库研究“问题”的获取和研究成果的推送遇到阻梗。
目前存在的不少智库产品与党政需求的匹配度不高，存在优质产品供给不足和低端产能过剩并存现象，部分智库苦于找不到产品输出接口，智库不能有效地嵌入政策研究或决策系统，正是政府“问题下达”和智库“建议上达”阻梗的表现。
在“建议上达”方面，某省几个主要的智库成果上报渠道因缺少高质量的成果而停止报送或很少报送，而众多的智库特别是高校智库却因找不到报送渠道而求助于私人交情。现存的众多报送渠道，或因级别不够不能真正起到报送渠道的作用（如各高校的内参渠道），或因需要经过办公厅、秘书处等机构甄别筛选而难以直接上达。
畅通是成果转化的保障
沟通“语言”存在差异导致智库成果信息传递过程受阻。智库成果的语言表达方式和文章结构往往和政府的表达方式存在较大差异。在语言表达习惯上，高校智库往往采用理论性、专业性较强的学术语言，而政府则期望智库运用简单明了、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智库倾向于直接的问题揭示性表达，而政府则倾向于间接的问题描述性表达。智库的语言强调逻辑性、严谨性和准确性，而政府倾向于易记式、形象式的表达。这种语言表达上产生的偏差会导致信息传递进程缓慢，智库成果使用效率低下，智库与政府沟通机制的“信息传递”过程受到阻碍。
很多数万字甚至十几万字的研究报告，难以改写成两三千字的政策建议。现在地方政府官员的理论水平逐步提高，对实际情况了解更加深入，掌握的信息量也很大。某智库专门聘请有经验的人员对智库人员的成果，特别是有价值的学术成果进行语言等改写，其推送智库成果的采用率就明显提高。
沟通“人员”缺失导致寻找“问题”偏差及智库成果推介不力。大多智库人才结构不合理。我国智库以研究人员为主，缺少行政人员，更谈不上像西方智库那样，一个研究人员配备多名行政人员，特别是配备用于和政府、媒体沟通的人员和智库成果推介人员。
（作者系安徽财经大学安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