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志纲

经济高速、快速增长，与土地制度改革密切相关。无论是改革之初的“包干到户”还是近些年来争议颇多的“土地财政”，都与土地制度改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事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自新中国成立之初至今，纵观整个国家的土地制度变革史，可以说是一部生产关系不断调整、适应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演进史。中国飞速发展的密钥隐藏其间。国有资源进行商品化、资本化的作价和溢价，就好像一个历经千年积累形成的巨大压缩饼干，被资本之水浸泡后迅速膨胀，变得异常庞大不可想象。

巨大的土地红利成为改革开放不可忽视的动力源。正如恩格斯所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作为补偿的。”当打开千百年的历史画卷时，你会发现：这是一种“历史的补偿”。一切都由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变现而引发。否则，中国怎能30年就实现全世界罕见的城市化，20年就实现快速的高速公路化，10年时间就实现高速铁路化？

1998年至今房地产与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本质是建立在国有土地不断征用集体土地的基础上。由此可以看出土地制度变革与经济、城镇化发展的关系非同一般。土地制度改革，历来不是土地自身变革，其作为底层基础，与上层建筑（经济、城市、人口、产业等）之间密切相关。

众多的房地产财富神话在1998年开始纷纷上演，可以说此后的20年，是房地产开发商掘金最迅速的黄金年月，是让房地产开发商连做梦都能笑出声的年代。房地产界成为孕育中国富豪最多的一个领域。狂飙突进的地产黄金岁月背后，是土地红利的喷薄而出。当年那些一夜暴富的矿老板、地产巨鳄其发家史无一不是因地而起。政府更是其中最大的获利者，“土地财政”在GDP高速增长中的比重毋庸讳言，在中国，这样的资源作价事实可以说是比比皆是。

今天，中国经济发展与新型城镇化推进再一次面临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调整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走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而新型城镇化即是人的城镇化，诸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基础设施和社会管理服务完善问题等，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土地制度。

新型城镇化需要探索新型土地供应来源和供应方式，同时海量沉睡和闲置的农村土地亟待唤醒，一边捆着草、一边饿着牛，成为当前最真实的写照。当然，国家对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一直就没有停止过，不论是国家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改造，还是成渝的城乡统筹试验，抑或是各大城市的城中村改造，各地都在做不同形式、不同模式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尝试。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明确了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随后2014年推出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三项改革试点相继展开……

每一次历史关口的选择，都决定了以后的道路。“时代是那么沉重，不容我们那么容易就大彻大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