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 辉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等国内著名专家在出席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指导、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2018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上，围绕着“新时代的改革开放：取向与策略”的主题，分别从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激发民营经济活力等角度展望了新阶段我国深化改革开放的发展方向和重点。

供给侧需求侧都要改革

蔡昉指出，改革是一种制度变迁，制度变迁是诱发产生的。诱发的含义是，改革的需求越大，改革的动力越大，克服阻碍的力量也更大。在2012年中国经济减速之前，我们的高速增长有足够的支撑，有充分供给的劳动力和人力资本，有充足的资本和储蓄，较高的回报率，有资源重新配置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所有这些因素都有利于经济增长。随着2010年中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人口转变的阶段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那以后，人口红利迅速消失。支撑经济增长的传统动力枯竭。这个时候必须找到新的增长源泉才能保持所需要的经济增长速度。尽管我们不一定保持8%、9%的高速度，但我们仍然需要保持在这个发展阶段可以达到的增长速度。而只有改革才能保持这样的增长速度。这些改革是旨在提高中国潜在增长能力的供给侧改革。自2012年以来的经济增长减速虽然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但归根到底在结构上是中国经济的新发展阶段，是一种新常态。这个态势虽然不能根本扭转，但是可以改变，也就是可以保持中国潜在增长率缓慢下降。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蔡昉表示，从供给侧改革来看。首先，改善劳动力的供给和配置。目前农业劳动力至少还占20%，城市化率也只有58%。如果按照户籍人口计算，城市化率只有42%，有大量的劳动力还没有挖掘出来。同时，劳动力的重新配置还能带来资源的重新配置效率，这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重要源泉。其次，人力资本的提升是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也就是说我们要在教育和培训领域进行大幅度的改革。这种改革的空间非常之大，中国的人均受教育年限跟相应的发展阶段还有差距；因为教育的不公平性，通过不公平性的消除可以同时改善质量和改善教育的数量，也就是人均受教育年限的提高和教育实际水平的提高，这些可以显著提高人力资本，改善未来的经济增长质量。同时，减轻企业的负担和创业的成本。我们习惯于对大企业、对国有企业提供比较放心的支持。对新型企业，却担心其风险，使它们的创业成本非常之高。恰恰在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时候需要的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归根到底是优胜劣汰的结果。如果企业不肯冒风险，金融不肯冒风险，政府辅助不肯冒风险，最后的结果是该进来的不能全部进来，该退出的不能全部退出，不能达到优胜略太的效果。

蔡昉强调，从需求侧改革来看。我们现在面临短期困难，比如中美贸易摩擦升级。我们关键要做好自己的事，尤其是很多改革措施亟待出台。一是改善收入分配。虽然在2008年以后中国的收入分配状况已经有所改善，但是不够明显，同时仍然保持在比较高的收入差距水平。因此，改善收入分配可以显著地让那些消费倾向更高的社会阶层，提高他们的消费，支撑中国经济增长，同时也使我们的需求拉动因素更加平衡。二是提高消费的便利性。一种产品可以是优质品，可以是劣质品，或者是中性产品，它可能有不同的弹性。但是，总体消费其实具有很大弹性。也就是如果消费不便利、市场设置不够合理，它会影响总体消费水平。我们的政策已经提出这一点了。三是构造一个成熟的消费细分市场。如果说我们只是以大部分的人群为消费对象，可能会形成各种各样的短板制约。如果消费政策和整个市场是细分的，是针对不同的消费群体的，就可以把所有的消费潜力都挖掘出来。四是完善和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实现社会政策的托底。

用活国有资本激发民营活力

樊纲指出，国有部门和民营部门的相互关系问题成为最近国内外热议的焦点。在改革开放前30年，民营经济获得了极大发展，民营经济创造的GDP曾经占到GDP比重的70%。近几年，这一比重有所减少，引起了各方的关注。近10年，国有企业取得了巨大进步，获得长足发展，国有企业做大有几方面原因。一是国有企业进行了管理体制机制方面的改革，效率比过去有明显提高；二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后，中国政府采取了刺激政策，资金大部分流入国有企业，期间国有企业获得迅速发展；三是金融体系更偏爱国有企业，使得其可以更加方便地获得融资。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期后，下一阶段改革开放的重点要考虑怎么进一步发展民营经济。为什么要发展民营经济？民营经济最重要的并不是它天生就具有活力，而是它会对自己的风险负责，花自己的钱承担自己的风险。下一阶段，中国经济要更多地依赖自主创新，而创新是一件风险极大的事情。不管是技术创新，还是市场模式创新，这需要企业家的风险精神，需要企业具有承担市场风险的机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使自主创新、市场灵活性更好地发挥作用，使经济更加具有活力。中央政府近年来也付出了很大努力，出台了多项政策文件包括如何更好地保护民营企业家的权益、中小企业的积极性，如何在法律上保护民营企业，给民营企业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樊纲表示，客观情况下，在民营资本相对薄弱的情况下，往往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特别担心的一种情况是，在资本运作的情况下，一些国有资本在收购了民营资本股权后，往往把民营企业纳入国有企业的管理方法。发展民营企业目的是为了让其发挥活力，一旦把它并到了国有企业的运行方式当中，按照国有企业的管理方式来管理民营企业。尽管资本暂时没有变化，但是从未来经济发展的活力来讲，这是十分不利的。客观上，国有企业有很多资本，怎么发挥它们的作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关键是要把这些资本用活。

樊纲建议可以推出优先股制度，或AB股制度。国有资本可以投资民营资本，获得收益，但是不要因为投资了民营企业就把国有企业的管理机制带到民营企业中去。这样可以保持民营企业的活力，承担其自身应该承担的风险。

中国经济改革40年走到今天，经济结构已经发生很大变化，要保持这个势头，要朝着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方向继续发展，在制度上有很多事情要做。在政策上也要有新的调整，要继续扩大开放，学习世界各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使经济结构得到更好调整，经济更有活力，持续发展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