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宇学
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大多数国家都要面临的重大战略问题。从全球范围来看，我国人口老龄化又具有特殊性,呈现出未富先老、未城先老、未备先老等特征，面临的挑战压力巨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只有深刻认识人口老龄化挑战的严峻性，高度重视老龄问题，加强组织领导，制定实施符合国情的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制度安排，才能够推动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顶层设计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包含一系列的制度设计和实施措施，需要把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将其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各个方面，统筹兼顾，协同推进，并确保各项政策落到实处。
加快建立多元社会养老服务体系
第一，制度先行。尽快推出《养老服务法》等居家养老、机构养老以及居家与机构结合养老的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为养老服务事业和产业的发展提供法律法规上的保障。加紧制定机构养老和居家养老服务的基本规范和服务标准，提升养老服务质量。
第二，整合养老服务资源，促进医养结合。鼓励保险机构整合医疗和养老资源，积极探索医养结合的有效模式，鼓励有条件的医院开办养老机构。
第三，养老，需要多元主体的参与，鼓励社会力量大力兴办为老人服务的机构，改善供给结构，鼓励民间资本积极参与，培养护理人才，为失能老年人提供专业化、规范化的长期照料服务服务。
第四，鼓励支持发展机构养老，并大力推广发展新型居家养老模式。推进以家庭为核心，以社区为依托，以机构专业化的服务为支撑的新型居家养老模式。
第五，创新养老资金的筹集模式，完善评估、监督等法律法规体系,加快推进以房养老。
发挥政策合力，释放老年人口红利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快老龄产业的发展。老年产业是新的经济增长点。发展老年产业既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有效举措，又能够拉动内需、改善供给结构、增加就业并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在美国，“二战”后婴儿潮时期出生的美国人在进入老年期后，极大地推动了美国医疗器械市场的发展；在日本、新加坡等老龄化程度比较严重的国家，老年人对药品、医疗器械产品、护理产品的需求也在不断攀升。发达国家的医疗设备和器械产业与制药业产值大体相当，目前我国前者仅为后者的1/5左右，市场空间很大，产业发展前途很好。针对老年人的旅游、教育、娱乐、休闲、心理咨询等服务业也需要大力发展，通过挖掘老年人的市场需求，促进经济社会的和谐健康发展。
按照《“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的目标测算，我国2016年实际养老床位供给缺口已经达到243万张，到2030年还将有800多万张床位的增量。按照单床投资10万元保守测算，仅床位投资的资金缺口就高达8000多亿元。根据《中国老龄化产业发展报告》测算数据显示，到2020年全国老年人消费能力可高达9万亿元左右，养老产业规模将达到10万亿元以上。养老产业发展带动就业的空间很大。例如，如果按照护理人员与失能、半失能老人1：3的配比，我国需1000万护理员，加上社区上门服务、家政服务等，促进就业的空间更大。老年产业与其他产业不同，其具有明显的社会正外部性。这就决定了这个产业投入大、周期长、盈利空间有限。因此，老年产业比其他产业更需要政策支持。
养老产业中市场主体众多：养老产业投资人、相关产业经营者（如房地产开发商）、以居家、社区老年生活照料、养老机构、老年产品用品、老年健康服务、老年体育健身、老年文化娱乐、老年金融服务、健康旅游、医疗科技投资、开发和服务企业等为主的养老服务业业主及经营者等。养老医疗产业需要各类市场主体的共振和协同，才能最大可能形成产业的合力和张力，进而形成产业的竞争力。政府需要从土地、资金、市场准入、税收优惠、执业资格、行业标准、卫生防疫、食品安全、就业培训、市场信息等方面予以必要和精准的支持，以积极发挥其应用对养老产业的促进作用。政府部门应尽快研究制定促进老年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重点在产业准入门槛、财政支持、税收减免返还、建设用地指标、环境影响评价等政策方面予以适当优惠,并将发展老龄产业纳入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和专项规划当中。
老年产业的发展需要消费需求的拉动。提高城乡养老金水平，是扩大老年消费市场的前提。一方面要提高老年人口的收入水平，提高城乡居民的基础养老金，通过政策引导居民按较高档次缴纳保险费；完善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与职工养老保险的衔接办法，鼓励发展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和商业保险。另一方面要加大对老年人消费的金融支持，帮助他们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提高他们的消费能力和消费倾向,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推动渐进式延迟退休制度尽快出台并落实
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的。这对于应对人口老龄化，促进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意义重大。目前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法定退休年龄是65岁，但面对劳动力资源结构矛盾、养老金支付压力等问题，这些国家纷纷采取了延长法定退休年龄或鼓励推迟退休的做法。经合组织很多国家都不同程度地提高了公共养老金领取的法定年龄。美国已经把可以享受完整社会安全福利的年龄从65岁提高了67岁。同时给老龄人口提供更多的培训机会，让他们掌握新技能，从而适应新的工作。在美国，65岁以上的男女性劳动参与率已经从20世纪80 年代的15%提高到了21.5%。有研究表明，如果美国的退休年龄从65岁提高到70岁，就会增加劳动力，到2020年时抚养一位老人的劳动力将由预期的3人增加为将近4人，从而大大缓解养老压力。我国有些地方也针对特定人群推出了“柔性”退休政策。
当今及未来社会,知识和智力在生产劳动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经过系统学习和严格训练并熟练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的老年劳动者仍然能更好、更有效地从事生产劳动,创造社会财富。其他条件相同,受教育年限越长，工作时间越短，收入净现值越小,刚性退休年龄无疑对人力资本投资产生负面影响。完全忽视老年人口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劳动能力等各方面的差异,按年龄标准“一刀切”式的退休制度已经不能适应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要求，适当延长具有高学历劳动力的工作年限十分必要,不仅能起到补充文化事业、信息产业、高技术产业和智力产业劳动力不足的作用,还能将纯消费者转变为生产者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赡养压力，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发展。
推进实施积极老龄化和生产性老龄化战略
老龄化应该积极应对。国际社会普遍采用了积极老龄化战略和生产性老龄化战略。所谓积极老龄化，就是要树立“预防胜于治疗”理念，终生都要预防疾病和促进健康，让尽可能多的人在尽可能长的时间里，尽可能有好的生活质量。健康不仅是一项至关重要的个人财富，而且对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也至关重要。一方面可以降低医疗和照料服务资源消耗，减轻医疗养老负担；另一方面可以大幅提高民众的生活品质，对于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因此，应大力宣传好的生活方式，倡导个人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另外，政府应通过预防和防治保健措施使老年人保持独立并预防和推迟患病以降低与老龄有关的残疾率，同时对已经残疾的老年人要提供治疗和康复训练以保证老年人的生活质量。生产性老龄化（productive aging）战略，是让老年人有偿或无偿地参与生产性活动。老年人的生产性参与包括工作、志愿服务、照顾和教养孙辈。实施这个战略，可以扩大就业,并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本质上是为老年人创造更多的选择和机会。这种参与可以产生很多正面效应，比如缓解养老资金压力，提高老年人幸福指数，促进社会和家庭和谐等等。对此，相关部门应建立老年人力资源开发服务管理体系，为老年人再就业提供信息平台。
（作者为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