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厉害了，我的国》近期热映，引发国人关注和赞叹。在电影中，桥、水、陆、港等一大批基础建设工程，处处都有科技创新的影子。蛟龙、悟空、天眼、墨子、慧眼、大飞机……近年来，一批批代表性重大科技创新成果相继涌现，我国的科技实力正从量的积累转向质的飞跃。同时，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而科技创新领域仍有很多问题亟待破解。为此，记者就基础研究以及人才激励等问题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卫。

基础研究强才能科技强

记者：年初，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要强化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在我国从科技大国向科技强国迈进的关口下，您认为基础研究应如何发展？

杨卫：我认为，科技强国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要条件，而基础研究则是实现科技强国的基石。所谓科技强国，不仅是根据别人的基础研究成果，在技术方面有所突破。还必须依赖更高层次的创新——源头式创新，也就是从基础研究衍生出来的、拥有完全主动权的科学突破。从供需角度看，基础研究是创新的供给侧，创新是创新驱动的供给侧，而创新驱动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供给侧。所以说，基础研究强才能科技强，科技强才能国家强。

同时，基础研究有其自身特点。一是人才换代周期长。基础研究的核心永远是人才，但需要有耐心，不能拔苗助长。二是链条长。从基础研究到取得成果，再到技术上突破和市场应用，这个周期也很长，所以短期的绩效评估是无法评价基础研究的。三是探索性强。很难通过简单的计划、规划来解决。所以对基础研究而言，稳定的、不断加强的、长期的支持是非常必要的。

人才政策仍需妥善梳理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您能否谈谈我国在科技人才培养方面，现状如何？又存在哪些问题？

杨卫：近年来，我国在科技人才队伍培养和吸引优秀人才回国等方面采取了很多举措。但是，在人才计划的实施和具体的人才政策上依然存在一些不合理的问题。首先是各种人才计划繁多、重叠，相似度太高、区别度不够。其次是在各高校与研究院所的人事改革中，过度强调了与人才称号的关联，把人才冠以不同帽子，并以此区别对待。除此之外，还存在与薪酬体系过度挂钩，高校“双一流”建设异化为“争人”，有的单位开始出现人才层级化等问题。

记者：对于这些问题，您有什么好的建议？

杨卫：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对科教人才政策进行妥善梳理。谨慎出台新的人才计划，及时终止效果不佳的人才计划，避免人才计划的执行期交叠。高校和科研院所不要将薪酬与人才计划过度挂钩，杜绝人才的层级化。同时，在人才评审中，应分类梳理人才帽子，适度考虑地域差别，对落后地区进行适度倾斜。鼓励人才正常流动，通过建立平台，在大数据的辅助下，不断调整各地区、各行业、各学科的人才政策。

记者：科技评价体系一直以来受到科研工作者的广泛关注，也是大家讨论的热点话题。您认为一个好的评价体系应如何建设？

杨卫：这个问题比较难回答，评价体系本身是一篇大文章。我们现在的评价体系主要分两类，一是主观评价，就是由专家来进行评价。二是客观评价，根据客观反映的数据，比如，论文数量、影响因子等来进行评价。我们讲，学者对科研项目或论文稿件的评审一般为主观评价，而对于职称评审往往是主观和客观相结合。这两种评审都有其优缺点，客观评价的缺陷就是“数豆子”，将论文数量、影响因子等计算成分数来计算，而一些科研，比如基础研究很难在短期内获得成果。主观评价的缺点就是评审专家会有人情或学术倾向性的问题出现。

两种评价模式都有其各自问题，所以在操作层面应该是相辅相成的。比如，基于客观数据的主观评价，专家充分了解客观数据后按照自己的学术价值观进行评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目前多采用这种“学术共识型”的方式。还有在多方面专家对指标体系达成共识后由数据系统完成的客观评价，比如，在“双一流”大学的一流学科建设高校评选中，先由专家投票选出遴选“双一流”的指标体系，然后对参选学校按照这一体系来进行评价。

（均为本报记者王岩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