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稻葵

我在2020年、2035年、2050年三个时间节点对经济发展进行展望，预计到2035年，中国将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到2050年，中国将进入中大型国家20强。中国经济在未来需要应对六大挑战而这六大挑战必须用新思维来应对。

三大里程碑式展望

十九大是全球瞩目的重大政治事件，也给中国的百姓勾勒了一个伟大的未来发展宏图。对于十九大后的中国经济，我特别关注2020年、2035年、2050年这三个时间节点。

第一个节点，到2020年，我们应该非常接近世界银行所定义的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到那时，中国的人均收入应该能够达到1万美元。

我们国家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即到2020年中国发展水平会接近美国的1/3，这对一个大国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到了2020年，中国人可以骄傲地说，我们没有拖全球经济发展平均水平的后腿。

从另一个维度看，2020年绝对不只是收入水平提高，更重要的是全面消灭贫困，从过去生活条件很恶劣的农村，转向现代化的、比较富裕的新农村。另外在民生问题上要解决百姓的一些痛点，比如就诊看病。医院要多从患者的角度着想，提升患者的幸福感。

第二个节点，到2035年，中国将跨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在民众的生活水平、人均发展的水平、国家的富裕程度上，我们将进入人口超过500万的中大型国家的30强，人均GDP达到美国的50%。这个数字是非常有意义的，根据我们的分析，如果一个国家发展水平能够达到全世界大国发展最高水平的50%以上，也就是说达到美国的50%以上，这个经济体就比较稳定了，国家经济的“身体”就足够强壮了。所以到2035年，根据十九大报告，中国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现代化”绝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水平，还有民生、法治以及百姓的文明程度和心态等等。

第三个节点，到2050年，中国将进入中大型国家20强，人均GDP将占到美国的70%，人均收入水平相当于法国。我们的国家还有很多地方和法国的埃菲尔铁塔、卢浮宫一样，具有全球吸引力，那时的中国会更有魅力。

未来需应对全新挑战

据《光明日报》报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绝对不是敲锣打鼓、轻轻松松就能够实现的，一定要做出艰苦付出的思想准备。哪些地方需要艰苦付出？要迎接的挑战是什么？又需要什么样的新思维呢？

要避免出现金融风险，严防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中国目前的主要金融风险是流动性较大，大量的金融资产是以流动性很强的存款跟现金的形式存在。在我看来，未来20年，中国资金跨境流动需要加强监管。

在解决发展不平衡的过程中，寻求新的增长点。发展不平衡我们有很多表现，有社会层面的，包括医疗、教育、公共服务等。目前就经济层面来讲，现在表现为区域发展不平衡。

要提升劳动力的教育素质及高素质的劳动能力。大家都知道，快递小哥每个月的平均收入比清华大学本科毕业的学生高多了，但是他们才是最该有忧患意识的一群人。因为未来世界经济的发展说到底是劳动力素质的竞争，而要提高国家工业化水平，必须整体提高劳动力的素质与效率。

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到2035年中国将成为老龄化的国家，我们必须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高效的养老体制，要有制度创新，社会跟家庭、道德跟法律、市场跟行政多管齐下，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

应对危机须理论先行

中国在发展的过程中，面对国际社会唱衰中国经济的舆论，不仅要讲中国的经济故事，更要研究出中国自己的理论。理论上不去，理论讲不圆，在国际上、在政策发展问题上就会吃亏。以英国为例，英国人在1775年时开始搞工业革命，同年亚当·斯密出版了《国富论》，其基本思想是自由市场经济是自我平衡的，只要实行自由市场经济，每个人的效率都将得到发挥，各国都会发挥比较优势。亚当·斯密为英国创造了理论，不仅是理论，还是一种思想，影响了很多人，所以大家都觉得英国工业革命是世界的福音。后来大卫·李嘉图也为英国施行自由贸易摇旗呐喊。英国当时是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国家，它的经济发展在学者那里找到了理论和思想。英国人凯恩斯，那个时代顶尖的经济学家，看到了自由市场经济本身的冲突、矛盾。在1933年美国“大萧条”时，工人大规模失业，有人想买东西，但是工厂又不能开工。这时，凯恩斯及时提出政府必须干预市场，在其理论的干预下，市场终于正常运转起来。

在这方面比较成功的案例是美国，美国在建国200多年的时间里，绝大部分时间是搞贸易保护主义。美国内战的结果是，搞贸易保护的北方战胜了支持自由贸易的南方，这是完全背离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基本原则的。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是，美国从内战结束到二战结束，这段时间基本上没有出现思想家以及经济学家。直到二战结束后，美国诞生了米尔顿·弗里德曼，他是芝加哥经济学派代表人物之一，非常会利用电视媒体等传播渠道在美国到处宣传自由市场经济，这符合那个时代的精神，符合当时美国所主导的自由市场经济的精神。

在这方面不成功的国家是日本，日本人将近30年的经济衰退怎么来的？我愿意讲一个观点，那就是经济学没搞好。日本人的优点是对待技术非常勤奋，精益求精，但日本人的缺点是思想层面没有学到西方的精髓，没有创新，所以这么多年日本在理论上难有建树。日本这么多年一碰到汇率问题、货币政策问题、具体的体制问题，包括日本特殊体制问题，都缺乏理论的印证。

举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日本借了很多钱给东南亚国家，非常希望东南亚国家能够把钱还回来，但是结果却难如人意。

再以德国人马克思为例，他研究当时兴起的英国资本主义市场的生产方式，他的结论有非常鲜明的斗争性、实践性，充满了哲学的思考。他说，资本主义的制度是暂时的，不是永恒的，资本主义制度有其潜在的本质性矛盾。马克思的理论给当时的工人运动提供了思想指导，是一种哲学的思考。他和亚当·斯密以及大卫·李嘉图的理论不在一个层面，要高出一个层次。他是从这么多年各个国家的工人运动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实践中提炼出来的。

所以我想说，我们的责任重大，中国未来的发展不光要解决具体问题，更要把中国的理论讲出来，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为什么政府跟市场要同时使劲？过去我们成功的经验在哪里？未来我们为什么要坚持这些经验？为什么美国和欧洲会出现问题？要把这些从理论上讲清楚，讲不清楚一定会吃亏，一定会出问题，这是我们的责任。

（作者系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