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坤晟 王若辰

家住北京市通州区的作家荦平至今还保持着阅读报纸的习惯。让她心焦的是，2017年8月她家附近的4家报刊亭在半个月内先后消失。

在附近最后一家报刊亭被拆撤后的第二天，腿有残疾的亭主向依旧前来买报的老客户们解释道：“政府要给我们换新的、更漂亮的报刊亭，半个月之后就能安置好了。”但一个多月后，荦平并未见到新的报刊亭立起，亭主的身影也不复再现。荦平不得不乘车到离家较远的地方去买报纸。

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刷屏看新闻的时代，报刊亭还有没有存在价值？荦平有自己的思考。她认为，即使今日，报刊亭依然是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一环。为此，她写了《一点思考和建议》寄给北京市有关部门，并获得了回复。

虽然相关部门感谢了荦平的热心，并表示会重视这个问题，但荦平还是担心报刊亭的命运。

“守亭”者的百味

社会的车轮不停向前，很多人的生活都在经历变革。

在北京宣武门一带经营报刊亭的何克长不知道自己未来的命运。他从前任经营者手中接下报刊亭不过两年多时间。不像500米外的河南老乡老彭，经营报刊亭已经13年，经历过纸媒辉煌的岁月。

“当年好的时候，一天轻轻松松能卖几百份报纸。”老彭经营的报刊亭在地铁口附近。据他回忆，生意差不多是从2010年开始清淡下来的。那一年，美国苹果公司发布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手机iPhone4,宣告了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来临。

“现在卖得最好的是《北京晚报》，每天能走个十多份。其次是《参考消息》。”平时，何克长自己看报纸也不多，他最爱看《参考消息》。

下午3点左右，发行员送来了当日的《北京晚报》和《法制晚报》。

这时，何克长把手从厚厚的手套里抽出来。原来，手套下面他竟然还套了一层塑料袋。“这里冬天冷，防开口子。”何克长又摘下套在手上的塑料袋，然后将同时送来的《五色土》副刊一份份插进《北京晚报》里。

何克长说，现在还买报纸的多是上了年纪的老人。1份报纸挣两毛钱，杂志差不多同样是20%的利润。如果一份报纸砸在手上，需要卖5份报纸才能回本。

“这个不好做。”何克长说。何克长来北京十多年，做过洗碗工，当过搬家工人。现在他的妻子在报刊亭附近的写字楼里当保洁员。他还是希望自己能再坚持几年，为正念高中的儿子在老家邓州挣一套婚房。

多地都在“拆亭”

坊间有传言，报刊的售卖可能最终会进超市、进社区。老彭对此有自己的看法。

“北京的老人很少有去超市排队买报纸的习惯。而且北京的便利店分布并不多，你瞅瞅，这条街上有一家超市吗？如果进社区，现在全北京停车的地儿都紧张得不行，物业更不会给你留空间。”他说。

据《新华每日电讯》记者了解，北京的报刊亭本身就是“撤”出来的产物。早年报纸都是在摊上售卖，但小摊贩售卖的刊物内容很难管理，不少是非法出版物。于是，北京市政府决定撤摊进亭。

1997年年底，北京市政府第一次把报刊亭建设列为当年为群众办实事项目，建设了首批75个报刊亭。

从1999年开始，北京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报刊亭建设。街边的报摊大多被撤销，报刊售卖统一由报刊亭规范经营。

在高峰时期的2008年，北京报刊亭建设总量近2500个。这些报刊亭帮助政府部门解决了一批原散摊人员、下岗职工、特困户、残疾人等社会弱势群体的就业问题，并为推进“扫黄打非”工作提供了支撑和保障。

但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到来，报刊销售额逐年下降。与之相伴而来的是，自2008年~2013年，全国多个城市的报刊亭数量逐年递减。其中，一部分报刊亭是因为经营不济而倒闭，一部分因为经营资质问题被整改，还有很大一部分是被管理部门以“影响市容”“占道经营”等名义拆除。

据统计，2009年，江苏无锡城管部门以整治市容环境为由，大规模拆除遍布城区的1241个报刊亭和便民亭；2010年10月，南京市玄武区城管局发出通知，为配合街巷整治，所有沿街报刊亭必须于10月底前全部拆除；2012年，郑州实施“退路进店”工程，拆除全市共计421个报刊亭。

不宜全部清退

在全国绝大多数城市，报刊亭的收入来源已从主要靠卖报刊转换成卖水、饮料、电话充值卡等，来弥补报刊下滑带来的收入减少。

老彭和何克长也承认，现在自己的收入主要来自饮料。这一点也让北京报刊亭的生存承受很大争议。质疑者称，报刊亭不务正业。既然报刊售卖不能维持生存，不如早早淘汰。

北京市政市容委相关领导曾在2016年对媒体表示，正研究设计新样式的邮政报刊亭，对报刊亭的占地面积和边长都进行限定，新样式的报刊亭的体量肯定会比现在更小，而且功能更加单一。

据了解，按新的设计，现在通常占地8平方米的报刊亭将缩小到3.75平方米。报刊亭经营者自然不能再靠卖饮料补贴报刊亏空。

“如果不能卖水，连生活都维持不下去，谁会做这个？”何克长说。

但像荦平这样至今还有报刊阅读习惯的市民，却并不介意报刊亭卖点饮料维持生存。她甚至认为，报刊亭可以售卖些具有老北京文化气息的小工艺品，如书签、剪纸、绣片、佩饰等。

国家行政学院副教授胡颖廉表示，报亭能不能卖食品、饮料、小商品等，首先还是要在法律框架内，看是否取得许可。但另一方面，伴随社会不断发展变化，也要以市场为主导。既然存在，并且已经被消费者普遍接受，视作理所当然的业务，就有它的合理性。与其“堵”，不妨给一个出口。

但花力气提升一个逐渐被淘汰的事物是否值得？荦平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搞清楚报刊亭的定位。

她在给有关部门的信中写道：“党中央非常重视舆论宣传工作。我相信，报刊亭经过精心打造后完全可以最接地气的方式成为党的舆论宣传阵地，以对正向文化的坚守成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一环。我们切勿因噎废食，一拆了之。”

据了解，党的十九大之后，报刊零售公司给全市每家报刊亭两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不久就卖了出去。

“两本书是分别卖的，两位顾客的年龄都不大。”何克长自己也没想到这种大部头销售得比杂志还快。

但报刊亭目前的境遇从相关政策的发文单位就可见一斑。2001年，《关于印发加强全市报刊零售亭建设意见的通知》是由首都精神文明办牵头，包括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在内的多家部门联合发文。而到了2012年出台《关于规范报刊亭设置和管理的实施意见》时，发文单位只有北京市政市容委和邮局。

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认为，如果只从市容的维度考量，报刊亭无疑是各种整治清退的众矢之的。“如果从舆论阵地的角度考量呢？或许就会是另外一种结果。像卖饮料这种行为，如果能规范起来，统一办证，其实无伤大雅。”

市民陈先生说：“这些年常看到书店关门的消息，心里很是感慨。现在店面的租金很高，书店很难生存下来。希望报刊亭能不再重蹈覆辙。”

可为城市添彩

事实上，到报刊亭购买书报的顾客不仅有老人，还有低年龄段的学生群体。

走访北京市内多家报刊亭可以发现，各家报刊亭所售卖的刊物中，儿童读物基本都占了一半比例。《知音漫客》《漫话故事》《幼儿画报》……何克长的报刊亭差不多售卖200多种刊物，其中跟儿童相关的大概在80种以上。

“在我这里，儿童杂志比时尚杂志更好卖。附近的小学下午3点半放学，从这里路过的孩子比较多，他们有时候会缠着家长买一本。周末主要是靠背后写字楼里的各种培训班。培训班放学后，孩子们也可能会在我这里买杂志。”何克长说。

家住北京师范大学附近的王女士也有给孩子在报刊亭买杂志和画报的经历。“主要是乐高、迪士尼动画的杂志，通常是孩子们路过时认出某个卡通人物了，或是看中杂志附送的小礼物，就要求我给她们买。”王女士称，自己的孩子还小，出于保护眼睛等需要，没有让她过早接触电子阅读。所以，自己愿意偶尔在报刊亭购买纸质刊物。

不过，王女士也表示，家庭购书的主要渠道首先是一般都会有折扣的网络，其次是实体书店，最后才是报刊亭。

北京市政协委员王立嵘在2016年的提案中提出，将报刊亭打造成为首都文化地标。“北京街头林立的报刊亭是老百姓购买报刊文化产品的重要场所，承担着为民、便民、惠民等现代公共文化服务职能。将报刊亭打造成为首都文化地标，是强化北京文化中心建设、打造书香社会的有效载体。”

荦平也承认，现在的报刊亭存在脏乱差问题。她在《一点思考和建议》中提议：“报刊亭存在的问题是可以通过整改修正的，只要完善管理制度，做到监管到位，她的面貌定能焕然一新，重新焕发生机……对报刊亭的外形进行统一设计，使其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同时要适当丰富她的公共文化服务功能，要给报刊亭设计统一标志，经营者还可佩戴上统一的漂亮又醒目的标志性配饰……少了报刊亭的城市，便少了文化的气息。我们要让报刊亭的存在，不再添堵于京城的市容市貌，而是为她添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