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和元

“2010年议程（Agenda2010）”核心就在于，要大幅度削减德国的社会福利，以此来为政府的公共债务减负，以便刺激德国经济复苏。这场二战后德国最为深刻的福利体制改革，因触及几乎所有人的切身利益，而遭到民众的强烈抵制。

耐人寻味的“哈茨Ⅳ法案”

时任德国总理施罗德认为，这场改革不只是一个立法性的程序，而是要成为活生生的社会现实。这项在当时被认为是过于强硬、无情的改革方案，如今却创造了一个世界奇迹——当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时，德国受益于这项改革而成为欧洲的拯救者。

德国所以能在世界经济危机中一枝独秀，要感谢这位卓越政治家格哈特·弗里茨·库尔特·施罗德总理的远见卓识。面对当时经济增长乏力、失业率居高不下和社会福利开支节节攀升的局面，施罗德于2003年3月提出了一项旨在改革福利体系和就业政策的一揽子改革方案，这就是著名的“2010年议程（Agenda2010）”，该议程制定了未来若干年德国经济、社会改革与发展的规划和相关政策措施。而其核心就在于，要大幅度削减德国的社会福利，以此来为政府的公共债务减负。民众反对的焦点就是“哈茨Ⅳ法案”。在德国，哈茨是一个无人不知的名字。在德国任何一场有关政治改革的争论中，以他姓氏命名的“哈茨Ⅳ法案”总是被摆到最核心的位置。

哈茨原是德国大众汽车公司的一名副总裁，因其在劳资矛盾上出色的协调能力，受到施罗德的赏识。2002年，哈茨受施罗德委托，组成了一个就社会保障和就业问题的改革而设的专门委员会，该专门委员会的运作效率惊人，一年后哈茨提交了一系列方案。这套旨在改革高福利制度的哈茨方案，共分四个部分，而这之中争议最大的，就是重点对失业保险和社会救济进行改革的“哈茨Ⅳ法案”。2004年8月，德国联邦议会通过了该部分的内容。这项改革触动了普通民众的切身利益，引起连续数次抗议“哈茨Ⅳ法案”的游行示威。

福利改革遭遇强烈抵制

那么，人们为什么会对这一方案如此抵触呢？原因在于改革之前的德国福利过于优厚，而削减这些过于优厚的福利，其结果可想而知。改革前，人们失业后第一年可以领取金额相当于原工资70%的失业金；一年后，则改为领取18个月~24个月的失业救济，虽然失业救济金要明显低于失业金，但其金额仍然高达在职时期净收入的50%。而后是转为社会救济。我们来举例说明吧。在改革之前，德国一个四口之家，哪怕他们的父母都失业了，他们仍然可以过得非常体面。因为于这样的家庭而言，如果加上另一项福利——儿童补助，那么他们每月可以得到近2000欧元的收入，在收入上，他们与那些有工作的人的收入，并没有太大差别。

“哈茨Ⅳ法案”就是基于破除这种体制漏洞而设计的，其核心思想有两大部分即“促进”和“要求”。在方案中，“促进”指的是政府有责任和义务为失业者提供更快、更好的就业指导。而“要求”则是指失业者。哈茨所做出的相关改革是，将原来的失业救济和社会救济合并为“失业金Ⅱ”而“失业金Ⅱ”的水平要远低于之前的失业救济。“哈茨Ⅳ”方案的目的在于，让人们尽快重新就业。同时规定，失业者，必须接受职业中介机构所提供的任何工作，即使这份工作的工资要低于当地平均水平。如果不积极寻找工作，国家甚至可以取消其救济金。

这是一项力度非常之大的改革，其涉及的民众数量以及触及福利制度的深度，堪称联邦德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社会行为。但正是因此，人们对该项方案恨之入骨。因为根据哈茨的方案，至少27%的失业者将因此不能再享受失业救济，而接近一半以上的失业者获得的政府补助将大幅减少。这于普通群众而言，无疑直接关系到其家庭和个人的生活质量，同时导致整体社会经济不景气，尤其在德国东部等经济贫困的地区，短时间重新就业可能性很小，消减失业金之后，很多民众直接就被逼到了个人存亡的死角。

施罗德为此付出惨重代价

纵使面临来自民众的社会压力，施罗德仍然矢志不移地实施改革。施罗德对人们上街游行表示理解，但同时强调不会对“哈茨Ⅳ”改革计划进行修改。在施罗德看来，德国的高福利社会经济模式早已进入了死胡同，如果再不改革，那么德国的未来堪忧。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和认识，施罗德下定决心要大刀阔斧进行改革。正是得益于这样的魄力，“哈茨Ⅳ法案”应运而生。

这项改革方案，于当时虽被认为是对社会弱势群体过于强硬、无情，但德国却受益于这项改革，而令这位昔日的“欧洲病人”蜕变为欧洲的拯救者，并以此笑傲于世界之林。谁知道，到今天有多少德国人会自觉回首，去回望一下当年前的情景，也不知多少人会感念施罗德当时的远见卓识。但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家施罗德，却为此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执政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2004年议会选举中，得票率仅为21.5%，遭遇了二战以来最惨重的失败。

体制弊端掣肘福利改革

反倒是，那些为了选票，满口承诺、一心迎合的政客们，却被那些自私怠惰的民众，利用自己手中的选票将他们选举上了台。选民要求获得福利，而那些觊觎权利的政客们为了获得权利，承诺自己能够给予选民更多福利。于是短视的民众用选票将出价更多的政党选上台。

也正是这种体制上的缺失，在欧美国家出现了这样一种悖论：政客们比谁都清楚，福利制度的改革已经迫在眉睫了，但问题在于，民众的选票却能做到“谁改革，谁下台”。这样一来那些只觊觎权力的政客，也就会明知故犯，一味地投机于选民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福利改革方面，与施罗德政府相比，以后的政府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但却因此而赢得了一届又一届大选的缘故。也正是这种可怕的悖论，令作为挑战者的，且一直被视为施罗德衣钵继承人的社会民主党候选人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却在当年的竞选备战中，对“哈茨Ⅳ法案”噤若寒蝉只字不提了。

这种悖论不仅在德国发生，同样也在其他的欧美国家发生过、发生着，和即将发生。自希腊债务危机爆发以来，希腊政府在两年时间里推出至少7轮紧缩措施，但也正是这一政策，却在国内遭到强大阻力，支持率迅速下跌。为此，强调紧缩的乔治·帕潘德里欧总理不得不辞职。在罗马尼亚，因为国民连续几周抗议总理埃米尔·博克的严厉的紧缩政策，博克被迫辞去总理职务。因荷兰联合执政的自由与民族党与极右派领导人吉尔特·怀尔德斯未能就削减财政赤字谈判达成一致，荷兰首相马克·吕特向女王递交辞呈。

（作者系广东省生产力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