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盘和林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与联合国人居署共同发布的《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2017-2018》显示，在经济竞争力方面，中国有21个城市进入前100强。其中，深圳进入全球十强，香港、上海、广州、北京进入前20强，广州全球排名第15位。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中，佛山、澳门、东莞、中山、珠海也在列全球经济竞争力城市200强。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城市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张强认为，创新是全球城市崛起与发展的必由之路。他通过对比全球城市排名与全球创新城市指数排名发现，二者的重合度非常高，也就是说，大部分的全球城市也是创新能力出众的城市。

不同规模、不同产业结构、不同物质及科研基础的城市选择创新的模式存在一定的特殊性，例如，要素创新、市场型模式等，具体到大湾区如香港、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等城市群创新上，由于这些城市已经具备良好要素（资金等）基础、繁荣的市场等，应当选择“制度先导”的创新模式，即以制度激活城市的创新要素，唯有如此才能立于世界城市创新竞争的前沿。

新增长理论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将与其技术进步同比率。一般而言，城市的创新通常更多是指技术进步。但技术进步背后却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例如资本的积累、金融条件等的影响。刘易斯·芒福德是世界规划界和建筑界极受尊敬的大师，他认为，最重要的创新来自社会方面，而非技术层面。这观点在创新经济思想史上占据极为重要的位置。

对于广州、深圳大湾区的城市而言，经过改革开放近40年的发展，已经具备了很好的产业聚集、资本市场、繁荣的市场、丰富的人力资源（包括科研人员及机构），城市的创新能力已经不能简单化理解成某些技术，而在探索创新源即如何激发技术创新的机制上下功夫，并对制约或激发技术创新的因素——如技术的产权安排、法律、契约等方面形成一系列制度安排，才能使得城市创新有源头活水，并形成独特的城市创新核心竞争力，而技术则往往会被市场、资金带走。

有学者研究制度与技术进步的关系时发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技术差异，很大程度上是制度的差异。由此，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城市与城市之间的技术进步以及更为广义上创新能力上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制度的差异。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大湾区城市已经在技术进步等创新方面领先一步，不能只盯着技术进步本身，而是更加关注创新制度的先导作用，即选择“制度先导”模式，才能在世界城市创新的竞赛中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