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富了老板、丢了老乡”
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还需要引导资金更多流向农村。
值得关注的是，《意见》提出，建立工商资本入乡促进机制。对此，国家发改委发展战略和规划司副司长周南解读道，“工商资本入乡发展，实际上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的一个重要举措，也是城乡融合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
在周南看来，工商资本下乡带去的不仅仅是钱，更重要的是带去了先进理念、技术、管理模式以及人才。有些地方工商资本入乡，可以说是“激活了一片区域、壮大了一个产业、带动了一方农民”。
但是，工商资本入乡在合作机制、利益保障等方面可能存在的问题，也引起了各界的担忧。周南表示，《意见》里也提出了一些改革的方向。一方面，要优化乡村基层营商环境，引导好、服务好、保护好工商资本下乡；另一方面，要设立必要的防火墙，不能富了老板、丢了老乡，守住耕地红线和生态红线，守住农民权益不受损的底线。
就具体改革措施而言，周南表示，一是要深化“放管服”改革，完善配套设施建设补助等政策，鼓励工商资本投资适合产业化经营的农业领域，支持进入乡村生活性服务业。二是要探索在政府引导下工商资本与村集体的合作共赢模式，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并通过就业带动、保底分红、股份合作等多种形式，让农民合理分享全产业链增值收益。
建立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规划机制
当前，城乡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差距较大，无疑影响城乡融合发展。
“公共服务仍然是乡村发展的明显短板。”周南坦言，城乡之间不平衡最突出的表现就在于基本公共服务发展水平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表现在资源布局、能力提供和服务质量上。
对此，《意见》提出了6项改革举措，主要是建立城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机制、健全乡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健全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完善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险制度、统筹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建立健全乡村治理机制。
或许这样一组对比数据足以说明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短板依旧突出。“城市的污水、生活垃圾处理率分别为95%、97%，而农村仅为22%、60%；城市的每千人卫生技术人员数为10.9人，而农村仅为4.3人。”陈亚军举例说。
据了解，过去城市和农村的基础设施是分开的，无论是从前期的规划还是后期的管理、养护。此次《意见》提出，实现城乡基础设施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管护，这是全新的提法。
周南说，建立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规划机制，是基础设施统一发展的前提。重点是推动城乡路网的一体规划设计，统筹规划重要市政公用设施和城乡污染物的收运处置体系。
完善农民增收长效机制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是收入问题。陈亚军坦言，“虽然城乡居民收入比从最高点的2007年3.14倍，持续下降到2012年的2.88倍，进而下降到2018年的2.69倍，但近几年的缩小幅度逐渐收窄，农民持续增收面临比较大的挑战。”
陈亚军给出了一个国际视角：“参照国际经验，大多数发达国家或者现代化国家，城乡收入差距基本在1.6：1的水平，现在我们的差距还比较大。”
对此，《意见》明确提出，必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鼓励勤劳致富，统筹提高农民的工资性、经营性、财产性、转移性四个方面的收入。
在农民的工资性收入方面，一方面，要大力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落户，减少从事农业的农村劳动力数量；另一方面，对没有落户城镇的农民工，要从优化就业环境、扩大就业岗位、提高劳动者素质这3个方面入手，提高农民的工资性收入。
在农民的经营性收入方面，既要完善财政、信贷、保险、用地等政策，降低农业成本、提高农业收入；又要提高职业农民技能，培育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统筹提高农业效益和农民收入。
在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方面，要以市场化改革为导向，推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加快完成农村集体资产的清产核资，并且把经营性资产量化到集体成员，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推动农村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
在农民的转移性收入方面，要履行好政府的再分配调节职能，加强对农民生产生活的公共财力保障，实现城乡间收入分配格局的不断调整和优化。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既是城乡融合的目的，也是结果。”陈亚军补充说，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一方面要通过城镇化来减少农民，让剩余的农业劳动力能够占有更多农业生产资料，扩大农业经营规模；另一方面，要通过培育农业农村新业态，包括一二三产的融合等，拓宽或者延伸产业链，提高农业附加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