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不应该忽略的莫干山会议 ——苏联、东欧经济体制改革讨论会回望

“1982年7月，莫干山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他们是世界银行组织的经济体制改革考察团”，“这是国家体改委成立后第一次组织的关于中外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学术讨论会，以中国价格学会的名义主办。由于讨论的问题在当时所具有的敏感性，双方约定一律不见报，讨论的内容也不公开发表。”“在国家体改委的简报中，这次会议的名称是‘苏联、东欧经济体制改革座谈会’，由于开会地点在莫干山，所以又称为‘莫干山会议’。”以上文字引自原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兼国家体改委主任李铁映主编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丛书》中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重大事件》一书，这部记述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体制改革中发生的重大事件的专著，以“莫干山会议”为标题，用近五个页面详细介绍了1982年7月11日至16日在浙江省莫干山召开“苏联、东欧经济体制改革讨论会”的情况。这次被称为“改革开放后中外学者第一次共同研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问题”，“对中国整体经济改革理论的影响更难以估计”的重要会议的名称，本文没有使用“座谈会”而沿用会议组织者和主持人薛暮桥的说法，除了借此表达敬意之外，并无任何其他含义。

一、改革开放后中外学者第一次共同研讨中国经济发展问题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中国从此进入改革开放时代。与此同时，由于全党上下“四化”建设热情高涨，导致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战线过长，很多企业出现严重亏损，成为经济发展的沉重负担。

由于历史的原因，“从思想理论到中央计划体制，苏东国家的情况与中国较相近，所以，改革开放思想从学习苏东的改革理论开始是很自然的。”按照中央领导有关“经济体制改革要系统地研究苏联、匈牙利体制”的要求，“苏联、东欧经济改革讨论会”就这样提上了议事日程，会议的筹备工作得到了世界银行的大力支持。为什么是世界银行这个今天很多人并不了解的机构呢？其实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对外联系尤其是经济研究方面的渠道并不多，刚刚与1980年恢复中国席位的世界银行，便成了改革开放初中国沟通世界的重要渠道之一。为了表示对中国的重视，世界银行任命美籍华裔经济学家林重庚博士为负责中国业务的首席经济学家，这个举动无疑进一步增加了中国人对世界银行的亲近感。林重庚先生后来回忆：“那时，我正在北京讨论世界银行第一次经济考察报告草稿，吴敬琏和刘国光来找我，提议请世界银行出面，邀请一些既懂改革理论又有改革经验的东欧经济学家来华，组织一次学习苏东经济改革经验的会议，我当即应允协助。这就是1982年7月在浙江莫干山一个避暑山庄里召开的‘莫干山会议’。” 

让我们来认识一下应邀出席苏联东欧经济改革讨论会，也就是这次“莫干山会议”的七位外方专家： 

布鲁斯（Wlodzimiers Brus），曾任波兰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席、波兰经济改革方案主要起草人之一，时为英国牛津大学安瑟尼学院高级研究员。 

斯特鲁明斯基（Julius Struminsky），曾任波兰国家物价委员会主席，时为西德《东方经济报告》编辑。 

肯德（Peter Kende），先后担任匈牙利外贸部官员和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时为法国巴黎社会科学高等教育学院教授。 

考斯塔（Juri Kostka），曾为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学家、著名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理论“考斯塔模式”的创立者，时为西德法兰克福大学教授。 

格兰尼克（David Granick），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教授。 

林重庚（Edwin R. Lim），世界银行东亚和太平洋局高级研究员、中国业务首席经济学家。 

伍德（Andrian Wood），世界银行东亚和太平洋局高级研究员、中国业务主管经济学家。 

中方参加会议的主要是国家体改委、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的官员，由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国家体改委顾问薛暮桥领衔，国家物价总局局长刘卓甫，国家体改委委员、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廖季立出席。从会议合影中可以看出参会人数并不多，算上外国专家也才26人。显而易见，这是一场高级别的内部交流讨论会。

会议代表在莫干山550号别墅前合影

此时，改革开放已经进入第四个年头，除了成效显著的农业改革，国民经济其他领域改革仍然停留在谋划与试点阶段，称得上举步维艰、困难重重。为了充分体现推进改革的决心，这年5月，党中央国务院将与经济研究中心“两块牌子、一套班子”合署办公的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独立设置，成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国务院总理亲自兼任委员会主任。体改委在国家机关中的这种超然地位，即由总理兼任或国务委员担任专职主任的情况，一直延续到2003年与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合并组建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为了配合将于年内召开的党的十二大的准备工作”，体改委成立后的第一个大动作，就是会同经济研究中心组织经济体制改革理论问题讨论会，“参加这次讨论的主要是在京的经济学家以及有关部委和若干企业的实际工作者，共300多人，分成八个组，累计召开大小讨论会不下70次。”此次大讨论前后历时四个月，主要原因是参会者对“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改革思路的认识难以统一，甚至可以说分歧和争议非常大。当然症结还是集中在如何界定“市场”这个数十年来一直被认为属于资本主义的经济概念上，许多人对它有着根深蒂固的抵触甚至反对；由此可见改革是一个多么艰难曲折、有时还会反复的转变过程，今天再次读到这些文字，内心还是会涌出对那一代改革人深深的敬意！ 

为了不致引发为某种经济改革理论背书的顾虑，原先已决定由国家机关主办的苏联东欧经济体制改革研讨会，改为以中国价格学会名义举办。但会议成果《关于布鲁斯为首的经济体制考察团来访情况的报告》还是薛暮桥与刘卓甫、廖季立三位领导署名，报告指出“由世界银行组织，以国际知名经济学家布鲁斯教授为首的七人经济考察团，由中国价格学会名义接待”，是一次“非公开的学术交流和考察活动”；“主要内容是由考察团介绍和评论苏联、东欧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情况”，“同时到杭州、上海、重庆进行了短期考察”，最后“提出他们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建议和意见”。而在《薛暮桥回忆录》中，主人公却采用了“经济研究中心和国家体改委在莫干山同世界银行邀请的外国著名经济学家召开的‘经济体制改革讨论会’”的表述。因此，我们完全可以确定“改革开放后中外学者第一次共同研讨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莫干山会议”，是一次国家体改委与经济研究中心借中国价格学会的名义举办的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与经验研究交流会，也是一次高规格的专题政策咨询会议。 

会议是1982年7月11日至16日在莫干山宾馆召开的，这家宾馆后来一度改称武陵村宾馆，现在已经并入新组建的莫干山庄，但会址建筑仍保持着当年的原貌。有时候觉得远离北京这个政治中心，来到莫干山开有“第一次”之说的重要会议，是否也是上天对她的特别眷顾；莫干山紧邻中国经济中心、也是历史上远东地区最繁华、最具活力的大上海之后花园；浙江虽然没有广东、深圳那样改革开放“桥头堡”的名头的，但作为改革开放先行地，在国家大局中还是拥有重要地位的；不说别的，“温州模式”就是那个时代十分响亮的名片。莫干山作为国内外知名的休闲度假胜地，在1978年底即由国务院列为全国首批对外开放地区；应该说在“招待所”为通行叫法的年代，“宾馆”本身就是神秘和高级的存在，莫干山宾馆在当年可是少见的符合接待外宾条件的涉外场所。笔者在1982年入职的时候，看到屋脊头茶园边还立有“宾馆重地，闲人免进”字样的提示牌。有意思的是宾馆的550号别墅，正是三十多年前国民党政权崩溃前夕，蒋介石主持召开币制改革会议的地方；朱镕基总理视察时说“那是一次垮台的会议”，而时隔三十多年在同一个地方召开的苏联、东欧经济体制改革讨论会,却成了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迈向世界经济舞台中心这个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事件。 

二、1982年莫干山会议对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影响 

对于这次会议的时代背景，薛暮桥后来曾专门谈过：“当时国外不少国际友人和经济学家，对我国体制改革产生了怀疑，认为前两年我们强调商品经济和市场调节，而现在强调计划经济和指令性计划，看来方向变了，要走回头路了。”因此，他在会议一开始就以两个月前赴日出席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时的讲话稿《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为基础，结合近段时间的调研与思考，“针对这类疑问进行了解释”，并再三强调“改革方向不会变，改革实践仍在继续前进”。薛暮桥的开幕讲话，不仅释了疑、还为会议定了调，从而确保了会议的圆满成功。 

七位外方专家用了七个半天时间，分别就各自专注的领域和中方的关切点作了详细讲解，谈了自己的看法。布鲁斯的“内置市场调节的计划经济理论”在国际上十分出名，作为首席嘉宾，他在会上作的《对苏联、东欧最近经济体制发展情况的述评》的报告，对苏东经济体制改革发展过程中的得失进行了比较全面地解剖和分析。斯特鲁明斯基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是苏东经济体制下价格管理领域的权威人士，他带来的《苏联和匈牙利决定价格的经验》，重点阐述了两国从行政定价向更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定价模式过渡的途径。肯德是与布鲁斯、斯特鲁明斯基齐名的东欧改革经济学派代表人物之一，他发表了题为《计划与市场——在不同指令性计划指标的情况下对经济的控制》的演讲，主张在社会主义框架内引入市场机制和价格杠杆，是最早将“市场机制”概念介绍给中国同行的经济学家。考斯塔结合自己在捷克斯洛伐克参与制订经济改革方案的经验体会，作了《苏联和东欧在工资、奖励、收入分配方面的经验》的报告，深入分析了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劳动报酬和激励机制以及存在的问题。格兰尼克是美国著名的比较经济学家，主要研究方向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企业行为和转轨经济学，他以《东欧国家企业的决策权》为题，重点就扩大企业自主权与保持宏观控制之间的平衡问题，分析了东欧企业改革的经验教训，希望引起中国同行的重视。伍德在会上作了《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价格形成问题》的发言，提出了在计划经济向市场调节过渡过程中，怎样才能科学地把握和形成价格机制的办法。 

这里还要重点介绍一下林重庚先生，他与许许多多身居海外的华人一样，对自己的祖籍地怀有深厚的感情。作为世界银行中国业务首席经济学家和首位办事处主任，亲身参与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事业，满腔热忱地为中国政府提供建言和意见；也因他的积极参与和努力，世界银行不仅是那个时候重要的融资渠道，还是少有的得到中国政府信赖的咨询机构，直到现在很多人提起林先生仍是肃然起敬的。莫干山会议结束后，由林重庚与伍德共同撰写的世界银行年度咨询报告——《比照东欧经验的中国改革》，正是基于苏联、东欧经济体制改革讨论会的成果，向我国政府提出了“中国的改革是一个逐渐分步推进的过程，并非是一个同时采用一揽子的办法，从一种经济制度到另一种经济制度单纯转换的举措”的重要建议。 

对于会议取得的成果，薛暮桥等人认为“通过这次学术交流，我们加深了对苏东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了解”；而外国专家们通过与我们深入交流和实地参访，改变了他们原先提出的可以借鉴匈牙利式“一揽子”改革的成功做法，认为中国经济落后、人民贫穷、且各地区经济差异太大，人才、资金、物资储备薄弱，允许犯错误出问题的余地比苏东国家要少得多。因此建议中国的改革“要有总体规划，要有明确的改革目标，然后才可一步一步地进行；先改革那些必须改、又能够改的领域，再把相关的领域联系起来，逐步扩大改革的范围。”另外，专家们还特别指出“虽然这是一种比较稳妥的改革，可能存在难以深入，甚至走回头路的危险，但这种危险比苏联、东欧国家要小得多，因为中国农业已经发生深刻改革，这个变革是难以逆转的”。总而言之，通过这次会议，“学者们总的看法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虽然刚开始，方向是正确的，取得的进展也是显著的。特别是农业体制的改革，比匈牙利以外的所有苏东国家都要成功。他们对中国体制改革的前景抱有更加乐观的态度”，而且肯定“将会比苏东国家取得更大的成就”。 

“8月10日，薛暮桥、刘卓甫、廖季立将莫干山会议的座谈讨论情况写成报告，呈送国家体改委副主任薄一波、杜星恒并报赵紫阳。”中央有关领导很快就对这份报告作出了批示，8月15日，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改委党组书记、第一副主任批示：“问题提得突出，反映了我国实际情况，充分介绍了苏联、东欧国家体改经验，可资对照研究，问题就在于更进一步总结我国体制改革的经验，并能提出较佳方案。此件我还想再看看，阅后退我。”8月25日，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万里也作出批示：“此件我看了，很有参考价值。请发政治局、书记处和国务院常务会议各同志，并发劳动人事部参阅。”虽然还没有发现更高层级领导的批示或讲话，但即便只有这两个批件，就已经充分说明“莫干山会议”在当时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的巨大影响力。也印证了林重庚所说：“即便是后话，也很难评价与这些苏东改革经济学家的交流对中国领导人及经济工作者们的影响有多大，对中国整体经济改革理论的影响更难以估量”的评价。 

林重庚在为2008年出版的《中国经济50人看三十年：回顾与分析》写的序言中，就“莫干山会议”对改革开放进程的影响有过精辟的概括，他说:“对近三十年的观察，我觉得对以下三个方面影响意义深远：首先，东欧改革经济学家引进了使用现代经济学来分析苏维埃计划体制弊病的办法。参加会议的专家虽然曾在东欧任职，但当时都居住在西方发达国家，因此他们可以在中国用现代经济理论的概念和技术来分析中国的经济情况。其次，详尽了解东欧的改革经验，加剧了中国经济工作者们对于在中国使用东欧经济改革模式的悲观心理。莫干山会议讨论了苏东改革的新办法，薛暮桥、廖季立及中国领导人尤其质疑锡克等关于价格改革先调后放的提议。再次，当东欧这些专家们开始搞清楚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之后，都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东欧的改革经验不大适用于中国。并欣然接受了中国需另谋出路的说法。”不说别的，单单第三点就已经足够我们欢呼与庆幸了。虽然还真不能说清楚这次莫干山会议究竟使我们少走了哪些弯路，但它带来的巨大影响力是无法回避的。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胜利召开，大会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即“有计划的生产和流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同时允许对于部分产品的生产和流通不作计划，由市场来调节”写入报告，实现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历史性突破。十二大还制定了“从1981年到本世纪末的二十年，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使全国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的奋斗目标。“翻两番”、“小康”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口头语，就是那个时候最先出现的。9月16日，国务院批转《国家物价局、轻工业部、商业部关于逐步放开小商品价格，实行市场调节的报告》，决定将小百货、小文化用品、小针织品、小日用杂品、小农具、小食品等六大类共160种（含部分小类）小商品的价格放开，由企业定价、随行就市，“价格不由国家统一规定，实行市场调节”。此外，对“纯属于集团购买的小商品，不涉及群众生活，虽不在目录之内，也可以由工商企业协商定价”。虽然文件中仍有“对于某些涨价因素较多，群众又比较敏感的小商品，应暂缓放开”的稳健条款，但对活跃城乡市场、改善人民群众生活，促进经济改革发展等各个方面，无疑都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今天“买全球、卖全球”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正是乘着这股东风迅速发展起来的。 

三、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会议被忽略了 

时至今日，人们印象中的“莫干山会议”，似乎已经成了1984年召开的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的专用名，而曾被誉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重大事件”的1982年莫干山会议却有意无意地被忽略了。正如经济研究学者张军先生在《不为公众所知的改革》一书中所说：改革开放初期“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世界银行把东欧经济学家引入到中国，在1982年请了数位在东欧比较知名的经济学家，和中国的经济学家一起在莫干山上召开了一次封闭性的会议。东欧的经济学家、中国本土的经济学家在一起讨论改革的模式、到底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怎么处理、东欧的经验是什么等内容，这次会议的对外报道很少，大家只知道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在此，我们试着列出一些可能的影响因素，为后续的讨论与研究抛砖引玉。 

第一、1991年发生的“苏东剧变”，使苏联这面飘扬了70多年的社会主义大旗轰然倒下，随着苏联解体，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在一夜之间改变了社会制度，全面采用了西方的经济体制和经济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如何走、向谁学的问题，自然而然地摆在了我们面前，苏联、东欧的经济改革理论和办法理所当然被剔除出参考借鉴范畴，1982年的莫干山会议也随之淡出人们的视野。1984年9月举行的首届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与1982年的苏联、东欧经济体制改革讨论会的背景有些相似，虽然同样肩负了“为党会国家献计献策”的使命，却是由《经济日报》等九家新闻和研究单位发起组织的。这次会议后来也简称为“莫干山会议”，其成果同样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在改革开放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许多参会代表或者走上了领导岗位、或者成了经济研究领域的权威专家，莫干山会议的经历便成为他们共同的历史记忆，以至于“上过山”俨然已是经济学界的一种资本。

第二、也许是出于构建完整的经济改革理论叙事体系的需要。反而是1985年9月2日至7日召开的第二次中外经济学家交流活动，即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不断被提起并捧上了高位。由于会议是在长江三峡由重庆到武汉的“巴山号”游轮上举行的，又称作“巴山轮会议”。这次会议的历史意义不是本文关注的内容，但按照当年亲自出席会议并在会上致开幕词的薛暮桥同志的说法，举办这次讨论会的原因是“世界银行为了表示对中国政府稳定经济的政策的友好支持态度，建议由他们出面邀请当今世界上著名经济学家来中国召开一次‘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我们政府接受了这一建议。”参加会议的外国专家中，有曾获诺贝尔奖的托宾等五位来自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家，还有布鲁斯等三位东欧学者。在讨论会上，专家们对中国经济因投资过热而出现的通货膨胀、物资短缺的情况“表示理解，对我们的对策表示赞赏；他们介绍了各国宏观经济管理的经验，强调正确运用财政税收政策、金融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的重要性”，“是中外经济学界一次有影响的会议”。我们从薛老严谨的遣词中明显可以看出此次会议的影响，与三年前的莫干山会议相比还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值得一提的是在会议筹备时，世界银行建议中方选派部分中青年经济学工作者参会，与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一样，有些当年参加过会议的中青年代表，后来陆续走上了领导岗位，巴山轮会议的影响力也就随之水涨船高了。

1985年9月薛暮桥在巴山号游轮前留影  

第三、1982年的“莫干山会议”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除了当代经济史学家为了突出1984年莫干山会议的标志性意义，有意将这次东欧经济学家“引进了现代经济学”，称得上现代经济学理论或思想启蒙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重大事件”，部分移植给“巴山轮会议”代入经济学史；令人难免生出滑稽好笑之感慨的，还有将如此重要的专门会议矮化为“莫干山会”之类的手法。必须指出的是，个人著述所表达的观点可以认为是见仁见智，而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名义组织出版的《新中国经济学史纲（1949-2011）》，居然对此次会议只字不提，那就十分令人费解了。当然，也不能否认老一辈经济学家谦逊、低调，不争功、不张扬的为人处世风格，也是第一次莫干山会议不说大放异彩，至少是绽放出应有的光芒的重要原因。笔者曾有幸两次为吴敬琏老师来莫干山休养活动服务，在一同散步时自然会聊到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这些与莫干山相关的人和事，他总是淡淡一笑，不愿意多说自己都在其中起了些什么作用。这样的人格魅力，不正是他们能够成为经济史、改革开放史上的一座座让我们仰止的丰碑的根本之所在吗？ 

四、薛暮桥眼中的1982年莫干山会议 

亲自主持并全程参与苏联、东欧经济体制改革讨论会的薛暮桥，是一位1927年入党，在追求中华民族独立与解放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备受尊敬的经济学家，新中国建立后又长期担任国家经济建设管理部门重要领导，还是中国科学院建院时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学部委员（今称院士），被国内外公认为“当代中国最著名和最受大家崇敬的经济学家”、“中国市场经济拓荒者”、“中国经济学界最活跃的引领者”，是我国经济学界的一代宗师。他曾笑称自己是只有初中文化、靠在国民党的“牢监大学”和“十年动乱”时的“牛棚大学”自学毕业的大学生，其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就是在“牛棚”中利用劳动间隙，耗时11年、七易其稿写成的。这部“在理论上为经济政策上的‘拨乱反正’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并预示了经济改革时代的到来”的“研究中国经济体制演变和经济发展的启蒙教材”的名著，1979年12月出版后立即引起轰动，还被有关部门列为全国干部必读书。对当年售书盛况，《参考消息》转载过日本《经济新闻》报道：“中国有一本书，跑遍全北京都买不到，这就是薛暮桥所著《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北京各经济机关、公司和北京各国大使馆都想买，也买不到”。该书发行量高达1000多万册，创下了专业理论书籍的记录。笔者仍清晰记得在浙江农业大学就读时，所发的教材中也有这本书。林重庚曾于2008年充满敬意地说过如下评语：“我是1982年在莫干山第一次见到薛暮桥老师的，从那时起我们多次会面；跟薛老师见面并一起工作的所有国际专家和学者都对他高度崇敬。没有他的贡献，中国改革的历史将不相同。”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更是将薛暮桥比作斯密、穆勒、凯恩斯等被经济史学家誉为“入世的哲人”的大师，并认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薛老正是这样一位‘入世的哲人’，他为推进中国的市场化改革立下不朽的功勋。有幸在哲人麾下，是我一生的荣幸。” 

薛暮桥又是怎样看待这次苏联、东欧经济体制改革讨论会的呢？难道真的像有些人说的那样，由于当年所面临的复杂的政治经济形势，取得的的成果“要压着嗓子说话”，而且“这样的无奈缠绕他的一生”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且不说会议一结束，他就立即将情况报告了国务院领导，并同样很快获得了高度肯定；该报告已于上世纪末收入《国家体改委重要文件资料汇编》公开出版，后来又收入《薛暮桥文集》第九卷。单单就从他这样一位资深经济学家、党的高级干部所提出的意见建议，无论正确与否、可不可以采用，相信高层都会给予尊重和礼遇。就像1980年代就担任他秘书的李克穆所说，“那时候请部长们来开会，都是召之即来，如果来的是副部长，一定会一再解释部长未到会的原因”，因为这些会议要研究的“都是国务院正在抓的改革关键问题，往往上午开的会，下午国务院就发出有关实施文件。我常常上午刚开完会，中午顾不上吃饭，抓紧整理上午的会议纪要，送薛老和有关领导签署后，有时由我直接送到总理办公室”；“薛老与国务院领导沟通相当频繁，当面争论的情形也时有发生，领导之间讨论问题的氛围还是比较宽松的”。在《薛暮桥回忆录》中也能看出他对此次会议之重视，那就是针对“国际友人和经济学家，对我国体制改革产生了怀疑、认为前两年我们强调商品经济和市场调节，而现在强调计划经济和指令性计划。看来方向是变了，要走回头路了”的疑惑，虽然表面上囿于身份原因作了“折中调和、尽力自圆其说”的解释，而且也明知这样“在理论上自圆其说的解释是很勉强”。但他把讲话的重点放在“着重强调我国实际改革工作并没有后退，指令性计划仍在逐步缩小、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范围在不断扩大”，要大家放心，坚信中国“改革方向不会变，改革实践仍在继续前进”。因此我们很难发现其中有“压着嗓子”、“无奈”的严重心结。事实上，被誉为改革开放总工程师的原国务院副总理谷牧，都说过“特别是1982年上半年，很有些‘秋风萧瑟’的味道”这样的话，足见当时面临的压力有多大。在如此关键的时刻，正是一句“改革开放的方向不会变”的郑重承诺，昭示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事业开创者们无私无畏的崇高品格和高尚情操。不忘记这些历史是我们的应有之义。 

还有一个细节也很能说明问题，在记载自己一百零一年人生经历的回忆录中，薛暮桥只收入了三首诗，最后一首就是在莫干山主持“苏联、东欧经济体制改革讨论会”期间写的七律《莫干山》：幽谷飞瀑涤俗尘，林泉深处养劳神。文山会海无已时，不如偷闲理经纶。除旧更新疑难多，中外贤哲共琢磨。莫道胸怀千顷竹，老马岂能尽识途。书中还有“莫干山是我国著名的风景区，有翠竹千顷，景色宜人，剑池飞瀑最为幽胜。我早起散步，曾赋诗抒情”的记录。所谓诗言志，虽然这首诗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相对困难阶段创作的，但我们看不出有任何表现无奈心情的字眼或含义，诗中的“疑难多”、“共琢磨”、“老马岂能尽识途”，与他前一年东渡日本出席第一次“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时作的《赠友人》中“会英贤”、“聆宏论”和“求知无止境”这些用词一样，更多地是表现了诗人谦逊好学的品格以及对经济学新理论新经验的渴望心情。还有研究者将颈联解释为诗人压抑、无奈心情的写照，显然也是不够准确的；事实上，文山会海是体制内的一个普遍现象，绝大部分干部都会有“无已时”的感觉，这也是多年来一直在强调要改革但至今仍没能有效解决的难题；薛暮桥是学者型的高级干部，有无奈之感更可理解，当登上景色宜人的莫干山后，生出“不如偷闲理经纶”这样连我等普通人都会有的感慨来是非常自然的事，哪里有什么逃避或躲避的隐喻呢？反过来，我们是否还可以理解成他这是把此次在莫干山“理经纶”，当作比平时常常参加的高层会议来得更加重要呢？而“除旧更新疑难多，中外贤哲共琢磨”是全诗的点题之句，是诗眼，也是上莫干山“理经纶”的目的。改革开放本就是除旧布新的新生事物，是前人从未走过的一场深刻革命，问题多困难大是必然的；也正因如此，才要邀集中外专家共同商量、探讨、研究，也就是琢磨这条路该怎么走才会更稳妥、更顺畅、更安全些。作者还以“贤哲”比喻出席莫干山会议的经济学人，一方面表示对与会人员的尊重和敬意，另一方面也以“入世的哲人”典故与大家共勉，经济学工作者不仅要有哲学家那样宏大的眼界，有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更要有脚踏实地的“入世”精神，理论联系实际，为经济体制改革献计献策，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应有的贡献。 

薛暮桥《莫干山》诗手迹

就是这首《莫干山》诗，薛暮桥后来用毛笔至少又书写了两遍，一幅送给自己的爱女薛宛琴，另一幅赠予自己的秘书李克穆。这个举动同样可以印证他是多么地看重这次对经济体制改革有重大影响，并列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重大事件的莫干山会议啊！至此我们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次不该忽略的“莫干山会议”，也是莫干山能够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史上的重要坐标点的主要因素之一。